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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经济反转需优化制度因素

http://www.CRNTT.com   2012-11-26 08:43:21

长期因素需要清晰认识 　　问：影响分配关系的长期因素中，最突出的因素是什么？ 　　王建：影响分配关系的长期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工业化长期超前于城市化。在市场经济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个相互跟进的自然过程。但在中国，改革前30年为了发展重工业，不得不实行强制城市化滞后的政策。改革以来的30年，先是让农民“进厂不进城”，后来农民进城后仍然不是市民。城市化的滞后由长达60年的战略与政策积累所致。日本和韩国在人均收入达到25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就已经超过3/4，但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已经超5000美元了，真实城市化率才刚刚1/3。由于农民和农民工收入低，消费也低，工业化超前的结果就是国内生产的大量产品只能出口。所以，城市化滞后也是一种减少消费和增加储蓄的机制。由于中国人口以农村人口为主体，所以城市化滞后对分配差距的影响比分配关系更大。 　　问：出口的长期繁荣是否也曾掩盖了国内的分配矛盾？ 　　王建：如果国内的长期因素都倾向于储蓄，而储蓄的实物形态是过剩产品，则出口就是消化过剩产品的唯一途径。如果国内过剩产品增长快，出口增速也快，国内的实物产品过剩就不会出现。因为对企业来说，商品已经实现了价值和利润，是以外汇形态储蓄起来，企业就具有为出口扩大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而国内的分配矛盾，也会被出口的繁荣掩盖。反之，出口速度慢于国内储蓄或过剩产品的增长速度，甚至由于爆发国际经济危机而发生萎缩，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就难以避免。 　　消费需求尚未根本改善 　　问：短期扩张需求不是正在增加吗？ 　　王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决定供给，利润决定生产，而最终需求只产生于消费和出口。如果国内消费和国外需求不增长，企业没有钱可赚，就不会生产，更不会扩大再生产，也就是增加投资。投资虽然也是需求，但不是最终需求，因为投资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其终点是供给，是产能。但投资是一个实物生产场所的建造过程，一个建设项目一旦开工，就很难因为市场不好而被中途放弃，因为这等于让企业扔掉已经投进去的钱。所以，市场需求可能已经萎缩，但投资建设产能还在增长，这就是发生生产过剩危机的机理。如果政府为了制止市场需求萎缩而把刺激投资当成扩张需求的主要方向，而没有在扩大消费和出口需求方面采取重大举措，那么一定是在短期增加了需求，长期却使过剩矛盾更为严重。 　　问：现实中消费需求似乎一直在增长？ 　　王建：消费需求方面，虽说消费增长率一直保持在高水平，去年的消费率也有所提升，但从2011年到2012年，分配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有利于消费较快增长的积极因素，主要是前两年农业丰收和农产品提价，还有农民工工资上升带来的居民收入增长。这是短缺造成的市场调整效应，是市场根据生产部门间的要素余缺，通过价格机制重新分配资源，而不是主动改变制度带来的分配关系改善。从今年9月出版的《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看，中国城市居民家庭最高与最低收入差距仍然是10倍，也说明社会分配状况没有变。所以，如果分配机制不改变，由于市场调整总有边界，调整到位后，农产品和劳动力供求在新的价格水平下达到均衡，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又会慢下来。特别是在经济减速的情况下，比如最近就有许多有关企业裁员减薪的报道。 　　问：外需仍会面临持续萎缩吗？ 　　王建：出口方面，决定出口的长期因素，是当前这场没有结束的国际经济危机。导致这场危机的原因是发达国家虚拟经济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在长期萎缩的过程中出现了虚拟经济的疯狂膨胀。比如，美国制造业比重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还高达28%，新世纪初就下降到15.8%，2010年下降到11%。日本和欧洲的实体产业情况也大致如此。导致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冷战后全球实体经济市场的统一，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比发达国家低得多的要素价格，由此形成实体产业的竞争优势。直到目前，中国的工资水平仍是发达国家的1/10，发达国家的实物产品供给远低于需求的矛盾仍会长期存在，并由实物产品供求的长期失衡，决定它们的贸易失衡、财政失衡以及资产负债表失衡都难以纠正。量化宽松解决不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竞争力问题，只能是一碗“续命汤”，并且会引起新的、更大的危机。更大的国际危机也许会爆发得很快，因为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美国和日本也面临明年初的“财政悬崖”。如果是这样，我国外需就会面临持续萎缩的情况。实际上，今年9月的出口增速反弹主要是基数因素所致。10月出口持续反弹，仍是源自去年出口基数持续下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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