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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社会矛盾是再改革动力

http://www.CRNTT.com   2012-04-26 10:27:11  


 
  用司法监督地方不乱来

  时代周报:您曾多次提出改革要从县级政府开始,县政改革要如何改?

  于建嵘:县政改革需培育地方政治家。现在县乡干部异地为官存在很大问题,其中经济成本、政治成本、政治资源分配不公平、反腐败成本等都在增加。其次,司法地方化是当前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司法机关成为了某些地方党政搞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甚至成为了地方主要领导人打击异己,巧取豪夺的工具。县级法院要改为由省直管,人、财、物脱离地方,这是可以做到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犯了错,法院要敢判,这样判决下来老百姓还不相信司法吗?县委书记要到省里去开后门,难度大了。而且法官不要是本地人,而要实行流动制,还要实行终生责任追究,不管到了什么地方,追究到底。

  用司法监督地方不乱来,减少腐败,侵害老百姓权益的事情也少了,然后慢慢走向平稳,平稳后进行下一步改革。即放开社会组织、放开媒体,媒体现在也不可能完全放开,但起码要保证不因言获罪。10年内要制定《新闻法》,这是历史潮流,中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媒体的开放,不过最核心的东西没有。

  时代周报:现在有一个流行说法,即改革进入转型陷阱,既得利益集团企图固化现有利益格局,改革动力已经丧失,您是否认同?继续改革的动力何在?

  于建嵘:我认为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到今天,一方面社会利益固化,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增加。这么多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利益表达,所以并不完全固化。现在维稳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把这种秩序固定下来,这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维权活动给社会统治带来一个挑战,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就必然要采取措施。

  这种挑战本身就是不同的利益表达,就是一种改革的动力,农村之所以要免除农业税,不是因为突然的开明,而是当时的社会压力,湖南农民出来搞农会,导致征税成本增加。改革的动力就包括统治者管理成本的增加,因为管理成本增加、社会反抗增加,就必然要寻找一条新的出路,社会矛盾就是改革的动力。

  总而言之,对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我提出的应对之策是:推进县级政权改革,放开人大选举,解决司法地方化问题,维护公民法定权利。我称之为“必由之路”。不管有钱或没钱的,都不愿意社会动荡的爆发,博弈的本身就是力量,力量的中间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方向性问题,所以一定要对中国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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