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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我和李泽厚不否定革命历史合理性

http://www.CRNTT.com   2011-09-17 09:32:15

财新《中国改革》：请问你对中国未来20年的发展有何预期？ 　　刘再复：我不是预言家，对中国未来的20年发展不敢预言，但还是有所期待。今年4月初，我回国参加母校厦门大学90周年校庆，在论坛上发表讲话，期待中国能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即创造出中国的现代化“自式”。这种“自式”既不是转向他式——照搬西方已有的范式，也不是转向旧式——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套式。现在有人讲“中国模式”。如果他们指的是中国应走自己的路，这是对的，但他们似乎拒绝接受普世价值，拒绝政治改革，这又不对。创造“自式”是很难的，必须不断试验、不断探索、不断改革。历史提供的机会只有今后这二三十年，错过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未来的20年时间要特别珍惜。 重回古典不是重回“大一统” 　　财新《中国改革》：如今你倡导回归古典，从“文化反叛”的先锋转变至此，原因何在？具体转变路径如何？ 　　刘再复：你用“文化反叛”这一概念来描述过去的我，并没有错，但是，“文化批判”可能更为贴切。今天我倡导“返回古典”，并非复古，而是对古典加以现代性的提升。也就是说，是从当代中国人生存、温饱、发展的时代需要，去重新开掘与阐释中国古典资源，既有文化发现，也有文化批判。我写《红楼四书》，写《双典批判》，也是对《红楼梦》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作出现代性阐释。前者是我对“评红”意识形态化的反叛，后者是我对“造反有理”“欲望有罪”两大命题的反叛以及对权术、心术的拒绝与批判。 　　我在上世纪80年代与今天的观点，其实都是在张扬个体生命价值观，批判反人性与反尊严，只不过，在当年我的“反叛”与“批判”更为直接，“返回古典”则曲折一些。 　　必须说明的是，李泽厚先生和我提出“返回古典”，是针对“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走势而发的。我们认为，现代主义不一定非得走向后现代主义，因为后现代主义的致命伤是只有解构，没有建构。而我们要返回的古典，本身是已完成的伟大建构，那里有开掘不尽的资源，可以化为我们今天的生活依据和灵魂活水。 　　财新《中国改革》：有学者担心，提倡返回古典会导致重返儒家提倡的“大一统”，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传统的政治合法性基础，请问你怎么看？ 　　刘再复：“古典”是个庞大的系统。我曾说过，中国古典，有两大基本脉络，一脉是以孔孟为代表的重伦理、重教化、重秩序的思想系统；一脉是以老、庄、禅为核心的重自然、重个体、重自由的思想系统。除了这两脉之外，还有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系统。李泽厚先生主张“儒道互补”与“儒法互用”。他更多地讲述返回儒家之脉，我更多地讲述返回庄禅之脉，所以才形成对话。李先生虽然讲回归孔子，但重点不是讲回归儒的“大一统”，而是讲儒的重现世、重人生、重情感这些根本，即与西方那种重天堂、重灵魂、重理念不同的根本。“返回古典”的内涵极为丰富，不可把它狭窄化和简单化为“大一统”。 　　财新《中国改革》：你与李泽厚先生多次提出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要返回“人的原点”。但李先生又抱悲观态度，认为人文教育、人文学科不可避免地沦为科技的殖民地，人难免成为半机器半动物的存在，知识分子只能发发空喊。对此，你持何心态？ 　　刘再复：所谓教育的世纪，是指重新塑造人、重新建构优秀人性的世纪。我们期望，教育学能成为21世纪和22世纪的中心学科，但只是愿望而已，因为个人无能为力。人类的异化现象背后是巨大的市场和巨大的操作体系，学校也在被操作之中，但我们看不清操作者是谁—是科技？是欲望？是竞争压力？我看不清，所以也有点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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