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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中国崛起与全球“新均衡” | |
http://www.CRNTT.com 2011-06-02 09:14:48 |
二、崛起的中国:面临经济和社会转型 在讨论“新均衡”以前,我们需要先对中国的崛起做一个评价。能在全球治理格局中占有领导地位或对其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国”必须具备较强的综合实力,经济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综合实力的评价需要引入全面的指标体系,这个体系的横坐标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制度(软实力)等主要领域,纵坐标包括:“大”(规模)、“强”(竞争力)和“富”(财富)三个主要指标。 中国的实力主要表现为经济规模的“大”。从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产业结构、能源和资源利用等反映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看,距国际先进水平尚有很大差距;从人均GDP、家庭拥有资产、居民享有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环境等反映国民财富和生活质量的指标看,差距就更大了。这表明中国虽已成为全球的经济大国,但“不强”,更“不富”。从政治、军事、制度和文化领域看,中国的“大”而“不强”表现得更为显着。 从落后、贫弱走向富强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已走过了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期,按照这样一个速度走下去,达到富强的彼岸似乎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同物理学中的物质不同,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发展受到资源、制度、文化及外部环境的约束。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衡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已遇到瓶颈,这就是发展经济学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 突破瓶颈、跨越陷阱需要改革体制、转换政府职能、推进市场化进程,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释放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这样,经济的增长才可持续,增长的效率才能得以提高,增长的成果才可以公平、合理地分配。“十二五规划”将转变增长方式和改善收入分配而不是总量和速度置于经济发展的最优先目标,表明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民主、法治和价值观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实力和“软实力”的指标,这不仅是因为它提供了民众福祉和社会和谐的保障,更为重要的是它将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不是“富国强兵”作为经济发展的正当性和终极目标。政治体制改革和价值观重塑在当下的中国是一个不容回避而又颇有争议的问题。 在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上,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国情、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应也不可能简单移植它国的模式。但特色应是为普遍性所包容的多元,而不是与普遍性不相容的另类。普遍性是指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及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法治政体。我们在保持自己特色的同时不应排斥和拒绝具有普遍意义的当代主流世界文明,不应简单地用“姓资姓社”、“阴谋论”解构普世价值和民主法治政体,不应因西方国家在民主、法治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否定在中国建设民主、法治的必要性。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价值观重塑是一场具有伟大意义的社会转型的探索,在探索中应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同时要创造一个理性、开放、包容的政治氛围,因为制度的优和劣、价值观的善与恶最终只能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中得到验证。 中国的崛起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在这三十多年中世界在改变中国,中国也在改变世界,中国已进入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具有十三亿人口的古老文明大国的现代化会给中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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