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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其人与“胡风事件”

http://www.CRNTT.com   2010-05-28 12:16:26

聂绀弩夫妇曾上书,认为“不应该从一些信上的只言片语就认定胡风是反革命”。  　　当事人康濯也指出:“在学术和理论的斗争中,最后搬出私人之间的信件作为反革命政治定性的根据,这在今天看来显然可以肯定是不妥的。”   　　舒芜的出现是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开创了以私人信件作为“政治定性”的先河。舒芜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公开“告密者”。  　　但舒芜并不认可,并且他还举例说鲁迅当年也是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发表过徐懋庸的信件,以证明自己“交信”有理。  　　有资料显示,舒芜把胡风的信件握在手中伺机“拿出去”的想法由来已久。舒芜后来曾说,他想抛信,是因为1954年7月听聂绀弩说胡风“当年发表《论主观》是为了批判”,一怒之下说:“我手里有他的信,拿出来可以证明事实完全相反。”而按梅志撰写的《胡风传》中的说法,舒芜当时对聂绀弩说的这句话是:“他别厉害,我手里还有他的信呢!”——由此可见,信件始终是舒芜押在手中的一个“法宝”,打出这个法宝是迟早的事。在胡风去世十二年后,舒芜又在1997年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回归“五四”〉后序》中,再次引用了胡风的另外三十七封信。为此招致胡风亲属们的指责:“……时隔四十多年后,在社会主义法制正逐步建立与完善的今天,舒芜先生仍旧如此行事,于法于理,都令人不能容忍!” 　　  良知的忏悔与悲剧的终结  　　  　　然而,因批判胡风作出“独特贡献”的舒芜并没有得到提拔重用,他甚至被当做“异类”,使人觉得有些“可怕”,他被安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做业务编审。1957年他同样被打成“右派”,撤销编审职称和编辑室副主任职务。“文革”中被抄家劳改。  　　当潮水退尽,复归平静后,舒芜的心情并不平静。尽管胡风家人曾说过“我们从来没有要求他忏悔”的话,但舒芜还是意识到“交信事件”产生的严重后果,他在撰写的《回归“五四”》、《舒芜口述自传》等著作中表示了他的悔恨之情:“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代的全部好友,特别是一贯势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  　　胡风当年出狱后,周扬曾亲自到胡风家中去看望,他握着胡风的手说:“责任由组织来负,我向你诚恳道歉。”他又在全国文联代表大会上公开向胡风、丁玲等人道歉和忏悔。  　　事件亲历者林默涵说:“胡风案在文艺界和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给受害者带来了很大不幸。我作为‘胡风事件’的参与者之一,是负有一定责任的,也是深为抱憾的。”  　　人民日报的女编辑叶瑶也说:“我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自问:我在这一冤案中应负什么责任?光说‘奉命组稿’,良心上说不过去。虽然我的确没有存心害人,这是实话。但过失也能害人,能不承认吗?我对自己的回答是肯定的。”  　　舒芜还谈到“文革”中曾被利用“批孔”的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教授时说:“杨国荣的悲剧是社会历史造成的。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自以为懂得马列、掌握了历史规律的知识分子,哪个能掌握得了自己的命运?全部受尽造化小儿的颠倒播弄……不知不觉成了被利用的工具。”显然,舒芜在慨叹别人悲剧命运的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的遭遇。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毕竟,他在胡风问题上已经反思多年。  　　舒芜等人都谈到了“责任”,其实,过后再谈论“责任”二字已无实际意义。倒是那个“利用”值得反思。■  　　（来源：《读书文摘》2010年第三期　作者：于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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