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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汪辉“抄袭门”

http://www.CRNTT.com   2010-04-09 12:11:19

虽然没有做具体甄别，钱理群等三位学者却给出了“抄袭之说不成立”的三点理由：第一，汪着是作者在读博士生时的著作，写作时间离现在已过20年，当时缺少严格的学术规范要求；第二，王文指出的汪着抄袭问题，只是不合学术规范的技术问题，不是有意抄袭的学风问题；第三，汪着的核心观点应该是汪辉独立思考的结果，其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不能否定。基于这三个理由，钱理群向媒体表示“此事最好是到此为止，因为各方已经表达了他们的看法”。（《钱江晚报》2010年3月26日）  　　钱理群等三位学者为汪着所做的“抄袭之说不成立”的辩护，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首先，《反抗绝望》一书，来自于汪辉20年前的博士论文不假，但是，此书先后在台湾久大（1990）、上海人民（1991）、河北教育（2000）和北京三联（2008）发行四版。按照出版规则，新版属于新书。王彬彬批评针对的是2000年河北版汪着———汪着最后修订（2008三联版未修订）版，按作者《新版序》，此版是“修订再版”，实际上作者也作了删节和文字修订，作者理应为书中内容全部负责。同时，以“80年代缺少学术规范”和“博士生不成熟”作辩护，也是不尊重史实和不负责任的说辞。其次，用“技术问题”化解“抄袭责任”，是回避了王文的具体指证。王文共计具体指证汪着抄袭他人著作10例，在其中，根据笔者的核对和参考汪着上下文，有两例是明显不能成立的（汪着58－59页，涉及李泽厚著作；汪着72页，涉及勒文森著作），有两例可以宽容地归结为“技术问题”（汪着68页、69页，涉及勒文森著作），但是，其余6例，是确凿的抄袭（逐字逐句的抄袭），而且抄袭意识明显可见（或者没有任何注释，或者注释明显是误导读者的）。最后，抄袭和学术成就，是两个概念，两者不可互相代替。不能用“有成就”证明“无抄袭”；但是，如果抄袭现象严重，关系到主要立论和观念，“成就”就要打折，甚至瓦解。  　　严肃讲，钱理群三人为汪辉做的辩护，不仅站不住脚，而且还令人遗憾地看到三位学人缺少作为学者应有的严谨和责任。  　　二、个案分析：汪着抄袭学者李龙牧《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一文  　　在王文中，有一节专门分析汪着第61－62页中的一自然段“以搅拌、组装、拼凑等多种方式”抄自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将王文摘录的汪着与林着相关段落比对，两者主要内容令人感到似是而非；参照两着相关段落，读王文的分析，更觉王说搅混、牵强。笔者在“豆瓣网”读到网友“vivo的日记”一帖（2010-03-27），其称汪着此文抄袭自李龙牧1958年发表于《新闻战线》第1期上的文章《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新青年”》。经查对原发期刊李文和汪着，情况确实如“五峰山人”所言。下面全文录出汪着该段文字：  　　《新青年》开始出版正是在袁世凯极力巩固其卖国统治，准备扮演帝制丑剧的时候。辛亥革命在人们心里点燃的短暂的虚妄的希望已经幻灭了，建立了四年的“中华民国”不仅没有真正走上富强之道，连“民国”的招牌都岌岌可危。于是，《新青年》的第一个结论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民主政治，还需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争取实现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性结论直接引导了“五四”知识者对思想文化的重视。袁世凯称帝前便已在提倡祭天祀孔，以便从思想体系上为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在袁世凯称帝时发表的文章中也便开始具体地反对儒家的“三纲”和“忠、孝、节”等奴隶道德。①1916年秋，保皇党康有为上书黎元洪、段祺瑞，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新青年》便陆续发表了许多文章，从反对康有为扩大到对整个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②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复古逆流确与帝制复辟的阴谋有关，而更重要的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认识，即认为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便必须有一个思想革命，或者如当时所说的“国民性”改造，从而断言“伦理之觉悟为最后之觉悟”③———从“中体西用”到“托古改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批判，“传统”的各个层面至此被想象为一种具有必然联系的整体而遭到彻底的否定，其标志便是普遍皇权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得到深刻的揭示，而“中庸”的思想模式，“折中”、“公允”的生活态度被激烈的、否定性的、整体观的思维模式所代替。④（第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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