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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谐vs冲突

http://www.CRNTT.com   2009-05-16 00:26:39

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谐vs冲突 　　虽然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对此问题深入讨论过，但我觉得中西方对人性善恶看法各异所造成截然不同的推断与结论，值得严密探讨。这个差异，虽然表现于中西文化的很多方面；但，尤以在有关社会秩序问题上更为显然。我们且看在西方启蒙运动（即17 世纪开始的“世俗化”运动）以后的思想家，由于“原罪”观念仍然深植民间，所以从马基威利（Machiavelli）到霍卜思（Hobbes），都以人性本恶的观念为他们推理论证的依据。他们认为由于人性邪恶，所以一般人均是不顾他人（或群）的利益而只顾钻营与扩大自己之一私，故有“反社会”的本性。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政府的责任在如何用法律将个人与其他人隔离起来，以资保护社会。 更为了防止政府被本性邪恶的领导人与官员所败坏与操纵，故国家必须有政府分权与限权、以及人民可以监督政府的民主制度（注一）。由于从人性“原罪”的前提出发，所看到对维持社会公安的的办法，尽是用法律或制度以起得防范、隔离、限制对方（包括政府的分权与限权）等保障民权的手段。因此没有社会和谐思想之产生，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中国人自孟子以来，均接受人性本善的大前提。故政府（与家族）之责任乃在如何保持社会环境纯洁、不至沾污败坏个人的心灵，导致其丧失原善之本性。自汉武帝接受儒家思想为国教（西元前136年）以来，政府即负有教育黎民之责任；并用科举制度发挥两个重要功能：第一，开科去士，吸收民间人才纳入社会精英之行列。第二，导使民间求好上进；并且推广主流（正统）思想，以避免杂学邪教引人误入歧途。 　　当然，以今日眼光观之，其流弊乃造成了国家（国与家）大于个人。尤其如以亚伯拉罕文化角度来衡量，甚至可以垢病其对思想之控制，造成遏制有创造性或更有朝气的思想与文艺。但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即这种“在上者”须负有教育平民的责任感，在古希腊先圣柏拉图(Plato) 的思想中就有同样主张。在他的教导中，他公开提倡理想的政府总监应由哲学家担任（他的philosopher-king 理想，酷似中国儒家要效法“先王”之道、圣人之治的热衷)；而且他认为好的政府要保护人民不被环境精神污染；甚至要限定他们只听“正确”的音乐。因为音乐可以陶养性情，但也可以败坏人性。如果我们记住柏拉图（西元前427-347） 生在西方被亚伯拉罕文化笼罩之前，我们就懂得其中的道理。原来他虽然认为人性好像常在“自我交战”的状态，但他仍是相信人性可以用教育来塑造而导之于善的。这反映了他从老师苏革拉底那得来的“道德即知识”的观念（注二）。这一点也跟中国固有文化很接近。譬如孔夫子常讲“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即是同样观念的另一种表达。 　 但是，尽管柏拉图没有“原罪”的思想，并且他也认为教育可以引导人性至于善良；他并没有社会和谐的观念，更谈不上信心。再者，他也以个人道德操守的高低将人分别定为不同等级。有“低人”与“高人”之分。所谓“低人”（lower men）相当于儒家的“小人”。他的“高人”（higher men），相当于儒家的“君子”。但他担心后者会被前者污染与带坏；所以，他呼吁“高人”必须自我警惕，以免被“低人”拖下道德的泥沼。显然，他完全没有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必偃“小人之德草”的信念。柏拉图在他的《共和国》巨著中，认为政客的无知与无能是民主政体的两大“诅咒”。他没有中国儒家对“君子之德风”的看法。故他对政府（以及精英的“高人”）能够教导群众回归于善的信心，并不太大。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他不奢谈社会和谐。在西方的思想家中，柏拉图在对人性以及德育可以挽救世风的观点上，是最乐观的。连他都缺乏社会和谐的理想与信念，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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