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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中华文化认知基础

http://www.CRNTT.com   2024-01-31 14:48:40

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家庭伦理本位的认知方式，指中华先辈根据家庭成员间约定俗成的义务关系构建起来的一整套中国人普遍遵循的思维方式。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中国人尤其重视家庭。中华文化始于家庭伦理，并以“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的推演方式，把家庭伦理横向类推至亲戚邻里、君-臣-民和唐僧-悟空-妖怪等社会关系领域，形成家庭伦理本位的社会。家庭图式自上而下纵向演绎至石头-剪刀-布、老虎-棒子-鸡等日常叙事，以及自下而上概括至阴阳五行、天-地-人、家-国-天下等哲学伦理层面，最终形成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3〕。因此，在两岸同胞的内心深处，共享着一整套无法言传却心领神会的隐性知识——中华家庭伦理本位的认知方式，这必将有助于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有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两岸同胞全方位心灵契合：中华文化人格 　　心灵契合现象的产生要有相应的社会群体心理基础。在原生家庭、重要他人、早年经历和文化环境等社会化因素的约束和影响下，人们把自己的认知、情感、需要、价值、行为以及生化反应等身心要素，有意无意地按照某种独特的方式整合起来并结构化，形成自己的个性和人格〔24〕。人格是人们已经内化了的、稳定了的、不自觉的、全方位的心理特质，由特殊情境诱发，并通过个人的身体、衣着、谈吐和行为习惯等外在行为表现出来〔24〕。人格特征的契合全面而深刻，但神秘色彩浓厚，容易发生“沆瀣一气”、“成群集党”的小团伙情况。当人们初次见面时，人们往往凭藉直觉、第六感甚至幻觉等很多无法言表的心理过程，自我体验到诸如有缘、眼缘、人缘、情缘、姻缘、天缘、前世缘、三生缘等复杂的心理契合感。 　　中华文化人格，即文化层面的人格特质是两岸同胞全方位心灵契合的关键诱因，是中华文化认知实践的最终目标〔11〕。一个民族的文化人格（国民特性）的培养归根到底依赖于该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固有的文化模式、儿童早期的教化经验以及气质类型等四种因素〔25〕。中华文化人格的特征受中华文化复杂性的影响，很难一言概之。可以确定的是，中华传统儒家伦理型文化对海峡两岸同胞的影响范围最广、历史最深远。典型的儒家人格追求以“仁”自律而“内圣”，以“礼”他律而“外王”，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完美道德人格〔26〕。长年累月生活在儒家的政治伦理秩序中，人们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自我概念和人格特质等都不可避免地深受影响。因此，中华文化人格是两岸同胞最核心、最稳定的心理交集，对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起着极其重要的底色作用。 　　中华儒家伦理型文化特别强调道德伦理人格的培育。比如人们对传统儒学四维（礼、义、廉、耻）和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几乎倒背如流，入耳入心，已经成为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核心人格特质。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倡“要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掘文化经典、历史遗存、文物古迹承载的丰厚道德资源，弘扬古圣先贤、民族英雄、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让中华文化基因更好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27〕。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努力践行中华优秀文化，内化于心，外显于行，就能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提高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程度。 　　四、总结 　　实践是社会关系的基础，社会关系形成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之中。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根本上取决于中华文化认知实践，直接归因于中华文化心理特征。具体表现为：大脑知识的三种表征形式相应诱发心灵契合的三种状态。 　　（1）中华文化认知内容的有意识一致，能够快速地引发表层观念契合现象，但其随情境的变化性强，容易发生“貌合神离”、“见异思迁”的情况。 　　（2）中华文化认知方式的潜意识同频，能够稳定地引发深层逻辑契合现象，其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但容易发生“一心二用”、“旧瓶装新酒”的情况。 　　（3）中华文化人格的全方位匹配，能够引发神秘性质的“缘”感觉，但宿命论色彩浓厚，容易发生“沆瀣一气”、“成群集党”的小团伙情况。 　　实践是认识的最终目的，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22年7月，中宣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的学习宣传，让新时代家庭观成为亿万家庭日用而不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28〕。我们坚信：中华文化，特别是其中最核心、最普适、最具特色、最有生命力的重要部分——中华家庭伦理文化，必将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获得、调整和发展新的内容和意义，为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共同文化认知基础”（FJ2020JDZ046）。 　　参考文献： 　　〔1〕习近平，2019，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台声(1)，4. 　　〔2〕许莹莹，陈建伟，2019，以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对策思考，现代台湾研究(02)，25-30. 　　〔3〕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党建研究(11)，2-33.  　　〔4〕赵广平，2019，似曾相识：内隐结构的熟悉性再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Varnum, M. E. W. ,　Grossmann, I. ,　Kitayama, S. , &　Nisbett, R. E. . (2010). The origi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evidence for the social orientation hypothesi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1), 9. 　　〔6〕Ferguson, E. D., Hagaman, J. A., Maurer, S. B., Mathews, P., & Peng, K. (2013). A sian culture in transition: is it related to reported parenting styles and transitivity of simple choice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43(4), 730-740. 　　〔7〕Campbell-Phillips, S. ,　Halder, D. P. ,　Campbell, S., &　Phillips, D. . (2020). Cross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a study on how culture affects the way we think. SIASAT, 4(3), 9-15. 　　〔8〕Tylor, E. B. (1871).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 (Vol. 2). J. Murray. 　　〔9〕 Dean, L. G., Vale, G. L., Laland, K. N., Flynn, E., & Kendal, R. L. (2014). Hum cumulative cultur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iological reviews, 89(2), 284-301. 　　〔10〕陈春霖，2022，两岸文化交流要相互理解、避免误判，中国评论. 　　〔11〕艾松如，2015，两岸心灵契合要靠文化引领，台声(02)，50. 　　〔12〕 Lewin, K. . (1951). 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American Catholic Sociological Review, 12(2), 103. 　　〔13〕赵广平，吴亚楠，石雷，陈顺森，2023，环性传递结构的启动优势及脑电证据，心理科学(03)，685-692. 　　〔14〕张凤琦，2010，文化认知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方法探析，中华文化论坛(02)，112-116. 　　〔15〕Voss, J. L. , &　Paller, K. A. . (2008). Brain substrates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memory: the importance of concurrently acquired neural signals of both memory types. Neuropsychologia, 46(13), 3021-3029. 　　〔16〕Tulving, E., & Schacter, D. L. (1990). Priming and human memory systems. Science, 247(4940), 301-306. 　　〔17〕冯友兰，2017，《中国哲学史》，教育(41),8. 　　〔18〕习近平，2023，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01)，9-11. 　　〔19〕艾明江，2017，两岸青年群体心灵契合问题研究，统一战线学研究(04)，83-89. 　　〔20〕Kitayama, S., & Uskul, A. K. (2011). Culture, mind, and the brain: Current evidence and future direc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2, 419-449. 　　〔21〕Brown, A. S. (2003). A review of the déjà vu experi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3), 394. 　　〔22〕赵广平，2013，中西文化线性与环性特点的心理学探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5)，168-172.  　　〔23〕梁漱溟，2013，中国文化要义，台湾商务. 　　〔24〕Nisbett, R. E., Peng, K., Choi, I., & Norenzayan, A. (2001). Culture and systems of thought: holistic versus analytic 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2), 291. 　　〔25〕苏彦捷，刘艳春，2012，亲子交流与儿童心理理论的获得和发展：文化的视角，心理科学进展(03)，317-327. 　　〔26〕彭耘夫，程广云，2019，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现代家庭本位建设，江海学刊(2)，6. 　　〔27〕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2020，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伦理学研究(3):2. 　　〔28〕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中央纪委机关等联合印发，2021，《关于进一步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意见》，共产党员，(16):6-6.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3年11月号，总第3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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