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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台独分离主义者政治心理根源为何

http://www.CRNTT.com   2018-03-12 00:09:53

利用认知失调理论，可以清晰地说明分离主义者的政治心理。我们试以台湾在日据时期的教育政策与中国国民党在台湾执政时期的教育政策为例；曾经担任过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日语翻译，在台湾出生，日本神户长大，战后以华侨的身份回归祖国的林丽韫回忆表示，他的父亲十分关心教育，对于日本殖民地台湾的不平等环境，充满了不信任与不满。以当时的中学教育为例：一中、一女是日本人读的学校，二中、二女才是台湾同胞子弟学习极为优异者可以就读的学校⑥。我们再以台湾大学的前身、台北帝国大学为例，1927年创校，台北帝大每年预定招收学生40名，分别为农学科20人、农艺化学10人、化学科5人、生物学科5人。1931年第一届毕业生出炉，其中理学士6人、农学士26人。农学士中仅有3位台湾同胞。从1931年至1946年止，理农学部共举行十七届毕业典礼，毕业生509人，台湾学生仅有38位⑦。 　　1919年，第一代文官台湾总督田健次郎呼吁要“一视同仁”，并且在1922年颁布了新教育令。因此基础教育在台湾确实得以逐渐普及。但是日本人的内心，真的是希望做到“一视同仁”吗？我们检视一下有关高等教育的数据即知，日本战败时，台湾的人口比例是台湾同胞600万人对日本的32万人，即使是因为战局不利，由于“学徒出阵”（学生被征召入伍参战），使得日本人学生的比例减少，但是在1944年台北帝国大学的文政学部中，日本学生对台湾学生的比例仍然是30比2；“学徒出阵”之前的1943年，日本学生对台湾学生的比例则是164比3。除了医学部因为日本发动战争与台湾社会日常需要，基本能够达到一比一的比例外，其他学部的日台学生比例，都极为悬殊。日本人在台湾的教育政策，其真正目的在于“足堪驱使”以扩大与深化日本的殖民利益⑧。所以台湾总督府强调的“一视同仁，内台共学”，确实就只是个口号。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除了戒严时期，党政军的高级领导阶层偏重任用外省人之外，多数的台湾同胞不管是在教育、经济，与各行各业方面，均有着与外省人并无二致的公平竞争地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彻底消灭了类似农奴的租佃制度，让台湾农民以非常低的代价获取了农地的永久所有权。若以“德政”的角度来看，日本人对台湾的统治，相对于中国国民党的统治，绝对是瞠乎其后。但奇怪的是，有不少台湾同胞宁愿牢记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期所犯下的错误，却不愿意公开承认中国国民党的政绩。个中原因，除了民进党政客们的故意操弄奏效以外，主要还是因为对自己人（中国国民党、大陆汉人）的期待不同，所以一旦受到自己人的伤害，内心的创伤感会放大，而且在没有真正完成和解仪式，化解心结，并且解除不安全感之前，将难以原谅自己人。因为基于中国人的“伦人”特性，这种反应可以把对自己有伤害威胁的“自己人”暂时区隔开来，并且合理化自己以差别待遇（不同规矩）与之相处的正当性。 　　换言之，台湾当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美化，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台湾同胞缺乏历史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在同一族群之内对自己人（中国国民党、大陆汉人）统治的不满反应。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操弄这样的分离意识，对民进党政客有非常大的政治利益，这也是这种心理能够在台湾一直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 　　认知失调的方式有两种，最简单的方式是逻辑上的不一致。如果说所有的马都是黑的，那么见到某匹马是白色的，则个体的认识就会产生不一致，失调就会随之产生。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或者同一个体的两种行为不一致最容易导致失调，一个人在态度上可能反对吸烟，那么“我反对吸烟”和“我吸烟”就是两种矛盾的认知，个体就必然产生认知失调。这种范例同样可以应用于两种不一致的行为⑨。在论及失调对行为的影响时，利昂·费斯汀格做了两个假定：⑴当失调存在时，由于个体心理上会产生痛苦，所以个体会试图减少失调，达到认知和谐，以减少心理上的不舒适体验。⑵当失调存在时，除了努力减少失调外，个体还会积极地避开可能导致增加失调的情景和信息。减少失调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完成：⑴改变自己对行为的认知（寻找合理化的解释理由）；⑵改变自己的行为；⑶改变自己对行为结果的认识（改变态度）⑩。 　　根据利昂·费斯汀格的理论，他们除了会刻意回避承认他们就是中国人的一切证据，以免加剧自己的认知失调情况外，他们还可能会有以下三种选择：⑴他们告诉自己，他们所排斥并不是同一个族群的人（不是自己人），所以心理就不再会有负担；⑵不再排斥他们（中国人），那么以后心理就不会有负担。⑶虽然排斥他们（中国人），但现实上并未造成排斥结果，所以心理不必有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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