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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中华鲟濒危调查

http://www.CRNTT.com   2014-09-29 10:24:26

中华鲟无法知道，产卵之路已被截断，它们在坝下聚集徘徊，不断尝试寻找出路，无一成功。危起伟说，这些鱼，有些可能是出生后第一次回来，却无法找到那个根植于基因的熟悉的“家”了。 　　随着聚集的中华鲟增多，水面、浅滩上，总能见到一坨坨鱼肉，或是断了头的，截成几段的，它们大多是被坝下发电的水轮机绞死的。王辉富记得，鱼最多的时候，远远望去，江面上浮动着一波波染红的涟漪。 　　“那年，宜昌的大街上，常见到用板车拖着中华鲟的。中华鲟捕捞量大幅增长，捕杀了近2000余尾。” 危起伟说。 　　无度的捕杀使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急剧滑坡。危起伟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江里的繁殖群体能达到1万余尾，葛洲坝截流的80年代，骤减到2176尾，2000年仅有363尾。1983年国家禁止对中华鲟的商业捕捞，只允许用于人工繁殖的科研捕捞。 　　然而野生中华鲟数量的锐减，让科研捕捞的指标都无法完成。中华鲟研究所所长高勇介绍，80年代的科研捕捞指标是长江水产研究所和中华鲟研究所每年各100尾，但两家机构每年各自能捕到五六十尾已很不错。2000年后，两家每年加起来也只能捕捞二三十尾。2008年，农业部组织专家论证，估算繁殖群体不足200尾，野生种群岌岌可危，科研捕捞就此叫停。 　　尽管新的产卵场形成，国家也出台一系列保护措施，但仍没能挽回中华鲟的数量的骤减。一些中华鲟在到达产卵场前，就已遭遇意外。洄游到产卵场的1600多公里的遥远路途，是通航能力不断扩张的长江黄金水道，中华鲟要躲避如织的船舶和密布的网钩。长江水产研究所中华鲟课题组的科研人员常常收到误捕误伤中华鲟的报告。 　　课题组助理研究员王成友2007年曾救治了一尾受伤雌性中华鲟，并做了超声波标记。2009年，沿岸监测站发现这条中华鲟的信号，大概在铜陵，距离长江口513公里的江段。“它回来产卵了，这太让人兴奋了，”王成友说。 　　监测到信号不断向上游移动，它到了武汉，距离产卵场越来越近。“但就在岳阳，失去信号。”王成友说。后来渔政部门打来电话，这条鱼被渔民误捕，等王成友赶到时，大鱼已死。 　　“误伤误捕的鲟中有一半都会死亡。”王成友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都有三十至四十尾因此致死；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种群数量的减少，意外死亡的数量降低到每年十几尾；最近十年，每年大约五六尾意外死亡。与这一数据相对比的是，目前野生繁殖群体估算只有57尾。 污染的阴影 　　水体污染不仅导致幼鱼畸形，还可能导致性别严重失调 　　葛洲坝下游新产卵场的出现，并未使野生中华鲟的数量稳定下来，30多年来，野生中华鲟数量年复一年地减少。多年的观测，危起伟发现，野生种群数量减少有着更加复杂的原因，其中长江水体的污染是最大的威胁。 　　2001年后，科研人员在长江里不断发现躯体畸形和无眼的中华鲟幼鱼，危起伟介绍，野生幼鱼眼睛缺陷发生率为1.2%，躯体畸形发生率为6.3%。而这种畸形和无眼幼鱼此前几乎未发现过。 　　长江水产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胡建英教授的团队对此开展的研究显示，这种畸形与三苯基锡化合物有关，而三苯基锡多用于船舶涂料、木材防腐。它虽然在水体中含量极低，但通过食物链放大，可以在鱼体中富集到很高浓度，并通过母子传递。 　　这些在鱼卵中富集的三苯基锡化合物最终在胚胎发育过程中产生毒性，导致幼鱼畸形。科研人员还通过三苯基锡显微注射西伯利亚鲟受精卵重复了这一致畸过程。 　　危起伟说，水体污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华鲟，尚无明确结论，除了前述的畸形幼鱼，近年来还出现中华鲟性别比例失调和精子质量下降的情况，专家们认为这些情况也与水体污染息息相关。 　　中华鲟研究所所长高勇介绍，在允许科研捕捞的那几年，常常捞不到雄鱼。 　　物种延续的理想情况应该是雌雄比例1∶1。但危起伟介绍，研究表明，从2003年开始，中华鲟的雌雄比例一路走高，2003年达到5.86:1，2005年达到了7.40:1，现在已是10:1。这意味着即便雌鱼产下大量卵子，也因为无法受精，种群无法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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