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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全会公报赋予财税改革关键地位

http://www.CRNTT.com   2013-11-15 08:40:07

文章指出，如何改革财税体制？这就需要看我们目前的财税体制存在什么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还是生产建设性政府，财税的分配也是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来进行的，简单地说，就是政府用于自身消费支出多，用于公共服务少；用于投资多，用于民生少。这种支出结构的危害是，财政支出过多地用于建设和投资领域，既干扰了市场价格信号，也使得民众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得到重视。很多民生矛盾都是由此引起的。 　　其次，税收结构不合理，表现在：一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的间接税所占比重高，而以消费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直接税所占比重少，它产生的后果就是，既加重了企业负担，抑制了企业活力，也使得税收手段对于经济和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有限。因为企业是增殖税和所得税都要缴的，而直接税对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明显。二是宏观税负较重，非税收入较多。按国际可比的全口径核算，中国的宏观税负占GDP比重已在35%左右。宏观税负中，各类非税收入占45%左右，这样一个税制结构，显然不利企业发展。三是在所得税中，工薪阶层的个税税负较高，同时征管完善，而财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缺失，恶化了收入分配关系。 　　第三，财政体制特别是预算不透明。所谓透明政府，一个方面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尤其是预算收入要公开透明。我们目前在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好。预算不透明的一个表现，是各种非税收入很多，没有纳入统一的预算体制，缺乏监管。另一个表现是，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不规范，这特别体现在中央的转移支付方面，屡禁不绝的“跑部钱进”现象与此有非常大的关系。另外，预算的法律约束不强，很大程度上，领导对财政资金有相当大的支配权。预算的公开性和透明性不足，不但会产生腐败，而且导致资金使用的低效率。 　　第四，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严重失衡。一般来说，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占比大概50%多一点，支出却只有30%左右。虽然其余70%的中央财政收入是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和地方税收返还还给了地方政府，但总归是中央收了“大头”、花了“小头”，地方收了“小头”，花了“大头”。这种情况自分税制改革后就开始出现，它导致的一个恶果，就是土地财政的泛滥，地方尤其是地市以下的基层政府，没有钱来支撑经济建设和民生支出，只能打土地注意，但这样一来，又推高了房价。 　　大体来说，中国的财税体制存在这四个方面的大问题。因此，改革也重点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从三中全会的表述来看，财税体制改革也集中在这几方面。 　　文章强调，在财税改革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中国的经济建设还将处于一个较长阶段，同时，公民的社会福利又必须加强，而税收收入的增速却呈下降态势。基于这一点，应以稳定现有的财力规模为基本出发点来设计改革路径。方向是，调整和完善税制结构，推进结构性减税，以降低企业和个人负担；实行全口径预算，强化人大对预算的监管，提高预算透明度；以事权合理划分重新确定中央和地方的财力配置，像“383”方案所建议的，第一步可以将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和存在地方保护和重大外部性的事权上收中央，并进一步调整优化税收划分和转移支付制度；以民生投入为重点，建立一套公共服务的最低标准体系，让广大低收入阶层首先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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