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

太平天国：传统民变的特殊标本

http://www.CRNTT.com   2011-09-03 09:49:57

太平天国是一场大规模的传统“民变” 　　这样我们就陷入了过去对此类事件评价上的两极循环：要么是十恶不赦的“贼匪”，要么是形象伟大的“起义”。其实，历史上对这类事件本有个平实得多的说法：曰“民变”。 　　我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大型“民变”始于西周中期的“厉王流彘”，当时周厉王是个暴君，他不但横征暴敛，而且面对民怨沸腾又厉行言论管制，弄得百姓“道路以目”，终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百姓发动“民变”推翻暴君，把他流放到“彘”地，由大贵族周召二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 　　但是西周诸侯林立，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周天子就算是暴君也管不了“天下”。所以那场“民变”其实只是首都的一场民众政变。秦以后就不同了，暴君暴政可以危害天下，“民变”席卷天下也就成为可能。 　　按我们先人的传统看法，“民变”主要是“官逼民反”。它或是由朝廷滥用民力（如秦末、隋末、元末）、横征加派（如明末）引起。或由朝廷严厉的经济统制（榷茶、博买、海禁、矿禁等）绝民生路而激变。或因官府严厉的户口控制与流民潮发生冲突。包括官府强制迁徙或强制阻迁（封禁、遣返、追逃等）均可激起民变。或由于吏治腐败、法外敲诈而激成民变（常与以上三因素叠加）。当然也应考虑非社会因素，如天灾等。 　　不过，民间社会内部的差别，尤其是过去被极度强调的租佃关系下地主与农民（指佃农）的矛盾，在“民变”中并不起什么作用。这倒不是说地主和佃户就没有矛盾，像现在有些人讲的那么“和谐”。实际上，由于我国历史上的民间租佃关系主要是一种经济契约关系，“经济人理性”比较早熟，不像许多国家传统上农民固定地依附于主人，容易形成“温情脉脉的”关系。我国的主佃之间往往讨价还价，发生纠纷的频率比他们高。如果因此闹出治安事件，历史上就叫“佃变”。但是，我们的先人一般都不认为“民变”与“佃变”有什么联系。民变是“官逼民反”，是冲着官府来的。而佃变是民间社会内部的主佃纠纷，官府要么是局外人，要么是调解人。佃变扩大为民变的事历史上几乎没有见过。 　　过去我认为即便是现代的共产党革命，土地的因素也并不像以往强调的那么重要。历史上更是如此。近年来我发现这样看的人越来越多，已逐渐成为通常的认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的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就是这样看的。该书认为：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谓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 　　因此研究民变不应过于意识形态化，一概“官是民非”，视民变皆“盗贼”，或“官非民是”，视民变皆“起义”，都过于偏颇。但应该承认，无论孰是孰非，大规模、超大规模民变一再发生，近乎周期性地发生，的确与我国集权制官僚帝国的专制制度下难解的官民矛盾极度相关,而与民间社会内部矛盾之相关度极小。 　　宋元之际，“民变”的说法渐多。而在当时的文字中，“民变”是个比较中性的提法。一方面它并非“起义”，作为群体性事件是要被镇压的。但另一方面它又与“盗贼”不同，明代有这样的记载：  　　“（彭长宜）除上海知县，时浙东民变，倡乱川沙，……抚军发兵擒斩。长宜甫至任，曰：民变非盗贼比，有司治之足矣。况首恶既诛，宜停追摄。事遂定。” 　　“民变非盗贼比”是因为在时人看来，“变民”多有不得已的苦衷，而“官逼民反”是最常被提起的缘由。民变乃官民矛盾，非民间贫富矛盾。所谓官府“激变”的说法可以说是史不绝书。如正德四年刘瑾括辽东田，“东人震恐，而义州守又贪横，民变，聚众劫掠。”嘉靖年间朝廷为防海，强迁海丰、惠来等处人民“居潮阳下浍地，未几激民变。”万历年间矿监税使横征暴敛，“私擅抽税，罔利病民”，“务朘削焉”，“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等等。 　　清代同样如此，康熙帝自己就曾下诏说：“……朕若微有量田加赋之意，以致民变，天必罪之。”可见连最高统治者也承认民变是统治者征敛太多引起的。由于当时朝廷的征敛以财产（土地）税为主，各种苛捐杂税法外横征也都是附加在土地税上面的。除了有优免特权的权贵外，平民富户也常被激变：“工部遣主事吕下问至歙追产，……下问专召富家派买，坐累至破家者甚多，激民变。”而民间的贫富冲突，包括主佃冲突，那是不算民变的。雍正帝曾指出：“崇明县城外两处乡间，各有残废贫民数人向富户求索，因被喝斥，遂成嚷闹，……（地方官员）混称崇明民变，扬言前往查缉弹压，竟不虑海外蛮野之民，激出事端。”显然，他认为“贫民向富户求索”是该“喝斥”的，但地方官员“混称崇明民变”则是无事生非、“小事大做”。贫富冲突在他看来与“民变”全然是两回事。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