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

笑蜀：新塘镇之乱是未来社会危机的预警

http://www.CRNTT.com   2011-06-18 10:27:02

换句话说，他们是社会排斥的受害者。他们年轻，他们有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梦想，他们从小生活于城市社会，了解而且强烈向往城市，但是，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梦想注定碰壁。因为制度安排，本就没有给他们的梦想预留空间。社会排斥体制本身，即前述“过于不平衡，过于违背天理和人道的东西”，不会没有代价。只不过由于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深刻的问题被掩盖了，代价的到来被推迟了。 　　但掩盖和推迟不可能是无限期的。以社会排斥为显着特征的传统体制，可能是世界上对维持条件要求最苛刻的一种体制，即所有维持条件都必须最优：最优的国际环境，主要是和平；最优的国内环境，也主要是和平；埋头奔富而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大众；最后也最重要的，是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诸多最优条件缺一不可。哪方面都不能出问题，出了都可能有多米诺骨牌效应。 　　幸运的是，近20年来，这些最苛刻的维持条件，居然统统得到满足。就此而言，近20年的确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年代。所谓盛世的高调，所谓大国崛起的高调，皆由此而来。但醺醺然者不懂，这个最好的年代并非常态，它是以巨大社会风险来换取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冲突，都以天价维稳强行压制下去，不使其有任何露头的机会。社会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用不断攀高的防洪堤把它们硬性围了起来，形成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上尤其是人心上的堰塞湖。 　　所有社会风险中最高也最难解的风险之一，即为农民工普遍的挫败感。农民工中不乏精英，如果不是因为阶层固化，他们本可以像1980年代的很多前辈那样，完全凭个人奋斗，比如学业上的一枝独秀，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跨入社会主流。但现在他们再没有那样的上升通道，只能听任自己被底层化、被边缘化，心中的愤懑，可想而知。 　　城市治理的失序，于农民工更是雪上加霜。城市社会尤其是城乡接合部，基层维稳力量已经一定程度上黑恶化。笔者曾目睹某城中村一塌楼事件的紧急处置，拉警戒线封锁现场的居然既非警察，亦非城管，而是清一色的当地烂仔。后来得知，他们都属于该城中村的所谓治安队。这种现象为城市社会所多有。当初在广州街头穷追孙志刚的，就是这样的治安队烂仔。孙志刚之死终结了收容遣送制度，但并没有改善治安队体制。治安队中的烂仔也属于社会底层，有身份的人他们不敢欺负，本地人他们不敢欺负。他们能够欺辱和盘剥的，不能不主要是同处社会底层的外来摊贩和外来务工人员。 　　新塘之乱的导火线，正是治安队与外来摊贩的冲突。冲突真相，当地政府与公众各执一词。但这时真相如何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冲突之前，农民工的种种遭遇，已经足以完成愤懑情绪的升级。跟城市主流社会是排斥关系，跟企业是排斥关系，这些也都罢了，居然跟同处底层的当地烂仔也是排斥关系，是可忍孰不可忍。愤懑情绪就这样潜滋暗长，一旦接近沸点，需要的就只是题材。新塘之乱中摊贩孕妇被打，不过一个题材而已。 　　这才是所有中国问题中，最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一旦经济上出现短板，即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最优条件不复存在，潘多拉的盒子就会打开，就会进入社会灾害高发期。更堪忧的是，岂止新塘，如果经济转入低增长，则千千万万农民工就会像洪水突然从高峡水库中释放出来一样，社会如果没有为他们准备好排洪道，譬如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社会保障，良好的城市社会治理秩序，公正平等的融入机制，等等。那么，仿佛从天而降的千千万万失业农民工，马上就会汇入到流民、游民队伍之中。 　　在此意义上，新塘之乱毋宁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一次预警。我们是像过去那样，把这预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摆平了事，还是正视它，认真解剖它，以期了然真问题的肌理，方便对症下药呢？这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岂容马虎。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第5页 第6页 第7页 第8页 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