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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水一战与十面埋伏：朱清时的改革困局

http://www.CRNTT.com   2011-04-13 14:39:29

西方教授治校的本义是指大学是由教授自己管理、“学术与政治分离”。其中德国的洪堡对教授治校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创建了教授治校模式,他注入了教学自由与学习自由的理念,并且设计了三项基本原则:大学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实施通识教育。在这一理念的倡导下,大学的教授不仅能够自由地授课,而且还可以自由地研究并发表自己的见解。不断地研究、追寻学问应是大学必须坚持的原则。这样就保障了现代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性,其日常的教学事务亦可因此而免受行政部门的过分干扰。1915年,在杜威等人的领导下,一些大学教师在纽约集会成立“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这次会议上诞生了著名的《1915宣言》,宣布了学术自由的主要原则:教授作为教师和学者有权自由发表言论;除非不称职或有道德缺陷,教师的职位必须得到保证;教授受处分前有申诉的权利。大学教师类似于联邦法官的“行为良好便终身任职”的终身制(tenure)。有原则还得有体制,比如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第一年就主持制定了《北京大学评议会规则》,同时组建了大学评议会,作为学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以让更多的教授议决立法方面的事。凡学校法规、学科的设立与废止、课程的增减与改革、聘请新的教授等重要事项,均须经评议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从1918年起,为让更多的教授参与学校事务,蔡元培根据《北京大学学科教授会组织法》,在北大各学门(系)设立教授会,规划各学科的工作。学科教授会主任由各学科教授互选,任期2年,无论教授、讲师、外国教员,都是会员。随后,北大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处也先后成立。到1920年9月,蔡元培已在北大建构了颇为成熟的教授治校管理体制。当时数千人规模的北大,只有一位校长,没有副校长,校长办公室也只设秘书一人,处理日常往来函件。行政会议、教务会议、总务处三足鼎立,职责分明,各司其职,形成了民主高效的管理机制。 　　由教授治校无疑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个选择仍有质疑之处。意识形态逻辑在大学直接体现为政治治校,如果说政治治校是由人来操办的,教授治校也是由人来执行。政治治校的人如果是性恶的,教授治校的人也是性恶的;如果政治治校的人是性善的,那么教授治校的人也是性善的。如果从善恶论的角度来说,政治治校的主体是官员,教授治校的主体是教授,官员治不好,教授同样治理不好。因为官员治不好就转到教授治理,以为教授就比官员治理得好,那是天真的想法。要知道,大学评估正是因为教授的无良和无耻才使得评估造假成风、劳民伤财。 　　人文课程难以卸载意识形态的包袱 　　朱清时认为南方科大可以作为中国高教改革试验田,“南方科大将来不仅要学术、教学国际一流,并能引领文化潮流,真正让大学成为思想库,推进社会的进步。”  　　具体公布的措施有:在课程设置上南科大将对课程进行优化压缩,强调学生的人文气质和素养;百分之百使用国外原版教材,并采用全英文授课;具体上课的人都已经定好,请的都是知识专家和学者,如中科院院士张景中教授讲授高等数学、中科院院士陈国良教授讲授“计算机基础”、著名物理学家陈应天教授讲授“普通物理”、香港科大李泽湘教授讲授工程创新导论、中科院院士朱清时教授主讲创新能力培养课程、香港科大丁学良(微博)教授领衔组织设计人文教育课程,实施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全面教育体系。自然科学的教育虽没意识形态,不会出现“文化大革命”里无产阶级数学、物理学、生物学之类,但自然科学里批判怀疑的精神会渗透到社会科学中来,会对意识形态化的教条提出挑战。社会科学的全英文授课形式不是新举措,问题是社会科学关于人文关怀、普世价值、公民权利、人权等观念将会对现有的意识形态提出最严峻的挑战。而意识形态的反弹与反扑有可能会让社会科学的全英文授课流于形式。深圳不是香港。结果更可能是普世价值让位于特殊价值,或者普世价值被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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