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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常书鸿的胆识与徐迟的谀辞

http://www.CRNTT.com   2010-07-16 12:36:55

三  　　当前的现实已变成这样：在公开场合，我已经不能称呼常老为“所长”，甚至不能称“常老”了，而只能是“老常”甚至直呼其名，不能露出一点恭谨之意。我也不再是他的下属，不再是他老的学生或他的老友的学生，而是代表堂堂革委会“押解”他老的董超、薛霸之流了，不过美其名曰“革命群众”罢了。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我还得称他老为“牛鬼蛇神”。例如这次到酒泉治伤，我居然就利用了常老的这个“身份”，办到了原不可能办到的事。至于上车时称呼了他一次“老同志”，那也是为了应对不知情的旅客，讨得一个下铺而已。  　　说来话长，还得从头说起。   　　68年春，所里成立了“大联委”，开始了另一波比资反路线时期更大的揪人狂潮。我则因多次被借调到县里工作，得以暂时脱身。等到我秋天回所，所里已来了军宣队。以后，所革委会也成立了。    　　军宣队三个人。队长李治安，副团级，其实心地挺好，大大咧咧，与知识分子（当然只限于“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并无歧视之心。他的妻子也来了，还为我们这些单身汉时时缝缝补补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儿笑起来特别可爱，与“牛鬼蛇神”的子女成天疯淘。另一位我们叫他老解，陕北人，连级，高个儿，笛子二胡样样来得，尤其喜欢吹唢呐，随身就带着一把。他到了所里就像是一位游客，从来没听他在会上说过什么，一切似乎都与他毫无关系，“阶级觉悟”极差。经过他的房门，便拉你进去听他吹唢呐。好听，充满深情，让你想到黄土高原，大概他心里只惦记着老家。还有一位小王，一个小兵，四川人，三个人中年龄最小，矮矮胖胖，按体型判断本应属于老好人之类，却出奇地“革命”，凶神恶煞般，即使对我们这样的“革命群众”，经常自豪地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你们的出身都不好，再说，你们又都是知识分子！”在他的心目中，知识分子天生有罪，比他这位贫农出身的低档多了（从此，我就再不相信按体型可以判断一个人的说法了）。    　　这位小王有一个远大的志向，便是学会开汽车，可以肯定，此事与他即将复员回乡有关。在部队没人让他学，到了所里，便利用军宣队的身份，没有驾驶证也要开车，对司机王杰三搞了一场“夺权斗争”。正好，那位建国前曾经给国民党驻军廖师长开过车的王司机，天天活在被“清理”的恐惧之中，巴不得能巴结上这样一位朋友，自动乖乖交权。所里有两部车，其中一部是所谓“轿车”，是常老想办法在兰州请人就一部卡车改装的。因为车身窄，除了前面有两排座，后面的座位就围成凹字，中间还可以装一些货。有时人多，在堆在中间的米袋子上也坐着人。“文革”以前，常老自然坐在前面，成为“牛鬼蛇神”以后，只能缩在车尾。我们坐在车上，看在眼里，却也说不得什么。由着这位夺到权的王小革命七上八下曲里拐弯地拉着我们进城，心也七上八下。    　　这天，逢着公路两边浇水。农民为着方便，把公路横着挖成小沟，让水流过，沟边堆起两条土垄，按说只要慢慢开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多年来都是这样的。偏偏这位小革命不管这一套，没减速便想冲过去，车子一蹦老高，全车人便都摊倒了。那天大概为了寄信进城的常老照例坐在最后，蹦得最高，头竟被蹦到车顶棚里去了，再重重摔下，登时造成腰椎骨折，不能行动。 　　常老疼得熬不住，打报告申请治伤。敦煌没法治，常老要求去兰州，革委会看不是事，只得同意，但只能去酒泉，派我“押送”前往。    　　为什么派我去？一则这本不是什么好差使，革委会衮衮诸公忙着革命，不屑于为这种小事劳动贵体。二则既然没人愿去，我也暂时还没被揪出来，不妨也给我一个临时“革命”的考验机会，事儿便摊到我头上了。    　　临到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我给常老继任夫人、原党支部书记、当时也已被揪出的李承仙偷偷打了个招呼，要她准备一个枕头，垫在从敦煌到柳园火车站的汽车座位上。上汽车后，又请司机尽量开稳当一些。    　　到了酒泉，我给常老谈了一次话。我要说当时毕竟年青，胆子小，当然不敢作倾心之谈，只俨然作公事公办状，嘱咐常老不要随便出门，提醒他这里刚刚办过他的罪行展，人人大概都会认出他，不要出意外。实在要出去也得我跟着。常老望着我，没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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