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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政改探路 号召官员杀开血路 | |
http://www.CRNTT.com 2010-02-20 08:57:37 |
政府转变是关键中的关键 小康:汪洋书记的说法是在给广东整个经济减肥,因为这三十年的发展是虚胖,在这个减肥的过程里,政府要起到什么作用? 吴敬琏:脂肪要减掉,肌肉要长起来,政府的作用,一个是制定方针,一个是规划,第三是辅助政策。从根本上说,政府还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现在要改善体制、要转型,政府功能的转变和提升是关键中的关键。 小康:您2008年5月曾经专门给广东省的领导讲过《广东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广东的转型是否发生了变化?变到了什么程度? 吴敬琏:那次演讲,我头一天跟汪洋同志单独谈过一次。我说这个“腾笼换鸟”的口号,在浙江做得并不成功。恐怕还是要鼓励就地升级,而不是把现有的整个企业弄掉,我还是强调对于制造业集中的地方,需要微笑曲线。关于腾笼换鸟这个提法,汪洋后来补了两句 “扩笼壮鸟”、“筑笼引鸟”。简单地说,就是把鸟撵出去,然后引进高新技术。这里的问题是,目前的生产力是落后,但重要的是它自身能不能去有效地延伸,而不是要用一个完全新的东西去代替它。 最近我跟陈清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同志讨论过一次,我们对全国各地的产业升级有广泛的调查,认为像广东这种发展比较好的地方,应该从省里重点抓住一些产业,然后向外扩散。广东可以利用香港的服务业,把我们国家的某些产业变成世界新兴产业,世界强势产业。然后向东莞扩散,这样的话,能够给东莞原来的加工业注入新的技术。而这个技术是属于国有自主产权,不是外国技术。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技术,比如我们在电信上就有很多新技术。 强县扩权是好事 小康:去年我们考察了广东几个城市的开发区,感觉发展还不错,关于开发区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您怎么看? 吴敬琏:目前开发区还是专业化不够,专业化不够最大的问题就是专业人员留不住。因为专业人员的提高是要靠互相交流的。没有交流就不可能提高。其实就制造业本身来讲,要在那种小的专业化程度高的地方发展,这样同专业的人才才有机会招进来,这是我们在苏州学来的经验。 制造业一般是在小城市。有好多好处,一个是小城市有好多同一专业的人,密度还很大,所以技术上容易提高,信息交流方便,第二个问题是跟农村容易结合,能够带动很多业务让农民干,农民甚至有部分时间可以来替工业工作。这样农村就容易提高。现在很多大城市都是封闭的,好多制造业都是在旁边的开发区,开发区跟农民是隔绝的。很不利于城乡融合和农村提高。美国西雅图作为一个中心城市,有很多世界有名的企业,比如亚马逊,就在镇上。波音公司的民用基地也是在一个镇上。而公司总部一般是在大都市,因为需要各种各样的金融、商业、会计师等服务业。制造业业内的关系密切,但跟不同行业之间的关系不多,所以应该在小城市,同时又能把农村带起来。 制造业旁边还应该有居住区,让人们工作方便,而且这个居住区把农村也带起来了。农民可以提供很多服务,农民的收入也提高了。 小康:富县强镇事权改革现在是广东的下一个目标,这种转变意味着什么? 吴敬琏:这个事好啊。强县是学浙江,不是市的问题,是地的问题,现在都叫市,本来根本没有“地”这一级,原来是省的派出机构。后来有些地方就是地辖市,是地强,县弱,浙江有好多城市,“地”是很弱的。这个地管县有一个毛病,地级政府把资源都抽到他那儿去了。把这个地级市弄得很大。这个县其实就是一个小城市了。一个好的格局是自然的能使得专业分工。 小康:广东有些县级和镇级的城市经济上强大了以后就出现了脚大鞋小,身大衣小,没有权,但是他很有钱。比如说东莞几个镇的GDP就能达到几百亿。 吴敬琏:这个没有关系,其实镇是小城市。现在我们中国的问题是政府权太大,管经济管得太多。比如东莞长安镇,一下暴富以后,有些人什么事都不干,长安镇又出了一个政策,说所有外来企业必须保证有三个人是长安镇人,保管、出纳这些岗位不能自己找人,必须找本地人。这些人干活吊儿郎当,广东人管他们叫做二世祖。这些人什么事都不干。但政府代表老居民,保护他们的利益,当地人很拥护,因为这些农民不愿意学习,不愿意学习就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就来一条这样的规定。 广东转变任务艰巨 小康:汪洋书记提出来把广东制造改成广东创造。 吴敬琏:所谓广东创造也就是增加技术含量。向微笑曲线两头延伸,延伸就是增加知识含量,广义说也叫技术含量。不管是营销也好,研发也好,其实都是增加创造,创造倒不一定是狭义的技术化,比如说创造新用途,营销上有创造,创造品牌也是创造。 小康:您认为目前“广东创造”还存在哪些瓶颈和制约的因素? 吴敬琏: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人的素质,就是要靠教育,但现在教育体系这个问题大了;还有政府的行为。要创造啊,无非是三个东西,一个是要有压力,第二要有动力,第三要有能力。要从这三个方面下工夫。 有些事情表面看起来是有损害的,但实际上是给了压力,但光有压力把它压垮了也不行。要想办法提高能力。要让创新、创造和回报挂起钩来。这才有动力。不大可能用一个偏方,吃一个药治好了,这里有很复杂的环节。 比如说为了让创新企业能够长大,就有一个风险投资、私募基金问题。以前成思危副委员长提出来,中国要有风险投资,但号召了几年也没有出来,后来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排出了我们风险投资搞不起来存在的十几个问题,不解决就搞不起来。然后大家合力,一个一个解决。第一件事,风险投资搞公司制是不行的,单门独户也是不行的。根据国际经验,一定要搞有限合伙制。出资人是负有限责任,经办人是负无限责任。这个制度中国没有,然后经过努力,人大常委会在三年前修改了合伙法,把这个定了。怎么认定呢?要科委认定。认定中又出现很多问题,还有十几件事都要办成。还有推出创业板,创业板弄了多少年,去年才刚开始,没有创业板就退出不了,退出不了第二轮就投不了,所以每件事要排出整个规划,到底要办哪几件事,每一件事要做些什么。 汪洋同志那里有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他那里还没有一个有力的参谋机构,能给他做计划,他这个人是干劲十足,但光他自己干劲足不行,还需要落实好。 小康:您当时演讲时给广东开的药方是“两个转变”,即实现由工业化早期的工业布局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工业布局的转变,由工业化产业结构向现代市场产业结构转变。现在看来,广东有没有在这两方面有些进展。 吴敬琏:对,就是产业结构转变。是全面铺开了,但任务还是很艰巨。佛山的建材业搬到山区以后,最近发现污染很严重,因为山区治理污染比平原还困难。还有东莞,那时候他们给我介绍了某手机,后来反应说,手机里面也有问题,这些东西都需要审核的。有了计划以后,要经常关注,适时发现哪些环节出了什么问题,怎么补救。向省委报告,然后省委采取措施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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