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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上合组织经验 思考两岸互信机制 | |
http://www.CRNTT.com 2009-11-26 10:44:23 |
（一）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信心建立过程 “信心建立措施”(CBM)系国家间用来降低紧张局势并避免战争冲突危险的工具。CBM并不是直接用于解决已发生的冲突或对立，而是建立一套架构来避免或降低由于不确定和误解所产生的冲突或对立。CBM功能在于增加军事活动中的透明化，以协助各国区分自己对于一个实在或潜在对手之意图或威胁的恐惧到底有没有根据。因此，CBM是有关对于事实的认知，并非单纯事实本身，亦即经由相关措施与方法，使各方厘清彼此军事作为的意图与目的，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与对立。 信心建立机制源自1975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欧安会议(CSCE)，其后有斯德哥尔摩会议及维也纳会议，分别对此机制的内涵作更详尽的规定。这是国际(或是欧洲版)的信心建立机制，美中不足的是两岸都不曾是执行该机制的成员国。然而，中共与前苏联自1989年开始的边界谈判，在1991年因苏联解体，续与前苏联继承国俄罗斯及苏联加盟共和国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形成所谓“五国两方”的会谈。在1996年“中”俄哈吉塔五国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1997年“中”俄哈吉塔五国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 上述两项协定皆为经由和平的谈判过程所达成的信心建立机制的范例，且中共是参与其中的国家。本文将信心建立机制概念及中共所实际参与信心建立机制过程中，对台海两岸信心建立机制具参考价值的部分提出，针对此部分可否或如何运用至两岸信心建立机制加以说明。 中苏两国自上世纪60年代关系开始恶化后，直到8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才逐渐好转，两国开始商讨降低双方边境的紧张气氛。此源于1986年7月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Михаил Горбачёв)在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海参崴)发表声明指出，苏方愿意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以主航道中心线为“中”、苏边界河流的分界线。戈巴契夫此次谈话消除“中”苏边界谈判的重要障碍，为“中”苏双方重新开展边界谈判确立重要的前提。“中”苏之后的谈判便以边界谈判为始，然后在边界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接着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等建立军事互信措施，最后则走向区域安全合作。 1996年4月，俄罗斯总统叶尔辛(Boris Yeltsin；Борис Ельцин)赴北京访问，“中”、俄两国领导人发表“中俄联合声明”，表明双方决心发展平等与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上海五国”(Shanghai Five；Шанхайская пятёрка)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此协定系以中共为一方与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四国为另一方共同签署的双边政治军事文件，仍然维持“五国两方”的模式。 1997年4月大陆国家主席江泽民访俄期间，双方领导人签署“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及“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协定”。在上述“联合声明”中，两国强调有必要建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认为必须舍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与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吓，以对话协商促进建立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 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ничества)成立，原“上海五国”再加上中亚国家乌兹别克元首，除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外，同时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领袖高峰会时，六国国防部长共同签署“联合公报”，该公报阐明六国在加强军事领域的合作、确保军队在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中的实质性协作，以及反对少数国家在亚太地区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上一致立场，同时研究针对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等威胁举行联合演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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