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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构建基于中华文明的新礼治秩序

http://www.CRNTT.com   2023-08-27 00:18:22

佛教侧重人与内心的关系，禅宗则是道教化了的佛教，也吸纳了儒家的部分思想。其对中国人外交思维的影响相对较小，暂且不论。 　　儒家侧重人与人的关系，儒家理念因而成为中国人构建人际关系、治理国家与天下所凭籍的主要价值观。“礼表仁里”是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它是关系本位而非（基督教文明那样的）个体本位。“仁”是儒家价值观的核心，“仁”意味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主张“和而不同”并注重相处过程中彼此的“舒适度”，而不是“强求一律并为此软硬兼施”。“礼”是为人处世的规矩，或曰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礼”经常与“仪”合称“礼仪”或者“仪礼”。礼与仪的关系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观察。《史记·礼书》云“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这是基于横向视角，从感性与理性两方面分析礼与仪的来源。从纵向视角，还可以认定“仪”是“礼”的操作化。“礼”与“仪”均强调节制与分寸感。相形之下，“法家”理念与行为属于技术层次，为全球不同族群所共有。从阴阳视角看，儒家偏阳性，而道家与禅宗偏阴性。 　　圈层结构是中国人际关系的典型特征。在社会层面，以家族（宗族）为中心，通过一整套伦理道德与奖惩制度构建起以礼（仪）为核心的宗法秩序，以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在国家层面，倡行“家国同构”：家庭关系有由亲到疏的“五服”与“九族”，天下也有由近到远的“五服”与“九服”。因此，几千年来中国人治理天下奉行的是与家族治理同样的逻辑，“立于仁、行于礼”。这种天下秩序是一种礼治秩序，而不是美国学者费正清发明的“朝贡体系”，费正清基于过去五百年欧洲向全世界扩展中重视商业利益的事实，不恰当地过分强调了中国历代朝廷与藩属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忽视了朝廷在经济上奉行“厚往薄来”行为的目的并非基于物质利益，而是维持以礼为特征的天下秩序的有效运转。因此，中国历史上通常由礼部和/或理藩院负责处理与包括藩属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个礼治秩序不时被打破，但从未被摒弃。 　　中华文明是一种门槛比较高的独特文明，而且没有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等机遇可用，因此，代表中华文明的中国，很难进行全球大扩张并取代美国的全球角色与地位、成为广被接受的全球文明。也就是说，中华文明不大可能变成全球文明，中国未来的全球角色只能是“在全球有重大影响力的区域文明”。但这不意味着中国（甚至印度）的经济实力不能超越美国。一般认为，到2050年左右，中国、印度、美国将是全球前三大经济体。 　　五、中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为了适应基督教世界主导的、滥觞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国努力把自己变成“现代民族国家”。黄仁宇认为，经历这个过程的国家是在穿越“历史三峡”，犹如长江上的船只经过三峡，要经历许多激流与险滩。对于大国来说这个过程大概需要200年。依照这种说法，如果从1840年算起，中国大约要到2040年左右才能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是，民族国家不是普适性的国家形式，中国没有必要削自己几千年的文明之“足”来适应只有几百年历史的民族国家之“履”。白鲁恂（（Lucian Pye））指出并被亨廷顿继承的一个说法是，“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白鲁恂与亨廷顿的思维中明显带有“基督教优越论”色彩，但就这一判断而言，确实揭示了“中国归根到底是一个文明而不全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事实。其实，“伪装成国家的文明”也适用于印度、伊朗、土耳其等经历过辉煌时代、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非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可以通过吸纳现代性的一系列成果（它们大部分是基督教世界创造的）来实现文明的复兴，而不必在乎是否变成了一个民族国家。 　　显然，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将以自己的文明特色屹立于世，不追求取代与效法历史上的崛起国（无论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也很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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