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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读《台湾近百年史的曲折路》

http://www.CRNTT.com   2022-01-24 00:03:13  


汪毅夫(来源:中评社资料图)
  中评社北京1月24日电(作者 汪毅夫)九州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2月联合出版的《戴国煇讲台湾:台湾近百年史的曲折路》(中文简体字版),同台湾南天书局2000年出的中文繁体字版一样,在内容上是日本三省堂1992年出的日文版的增订本:中文版延伸了时事议题幷“补充些许新论及新资料”(戴国煇《中文版序》)。

  《戴国煇讲台湾:台湾近百年史的曲折路》讲了一些对台湾人民有深刻印象、深刻影响的小事和细节。我从这本书、从这些小事和细节里悟出一个道理:造成台湾人民某些“特殊心态”的“特殊的历史遭遇”里,包括大事件、也包括了小事情,包括故事的情节、也包括故事的细节。我想,这应该是戴国煇想给大陆读者(包括“干部和老百姓”)“认识台湾”的一个提示。兹举例而言之。

  故事一,林献堂的“祖国事件”。戴国煇先生说:“众所周知,林献堂为保持民族自尊心,日据时期始终没有用日语讲过话,直到光复后的1949年4月流亡于日本,即使是只言词组,他也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日语,这是尽人皆知的著名轶事。”林献堂的态度引起日据台湾当局和亲日分子的不满。“1936年3月,林献堂随“台湾华南视察团”到了上海,“被邀请参加了谢春木举办”的欢迎大会,幷在发言中说“回到了祖国”。“对此,台湾总督府的御用报纸《台湾日日新报》作了报道(1936年6月25日朝刊),幷大大加以谴责”,“台湾军部当局利用林的‘失言’,意图惩戒台湾人的民族主义,唆使右翼要求林献堂赔罪,幷辞去一切公职”。接着在台中,“1936年6月17日在台中公园由台中州知事主持的祝贺‘始政纪念日’的会场上”,发生了“在公众面前殴打和侮辱林献堂的”事件。按照戴国煇提示的史料线索,我在友人陈冬挺协助下看到当年《台湾日日新报》连日发表的报道,知林献堂因为一句“回到了祖国”,竟被日方包括台湾总督府、台湾警务局、驻上海警部、台湾宪兵队、驻上海宪兵队查讯,幷由台湾总督府公布“林献堂辞去总督府评议会员”的“督府辞令”。林献堂被迫辞去的还有台湾地方自治联盟顾问、《台湾新民报》社长等“公职”。戴国煇说:在台湾,“人们将此称为林献堂的‘祖国事件’而铭记不忘”。

  故事二,“藐视乡里百姓”的某些“半山”。戴国煇说:“不可忘怀的事,厦门有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创建的集美学校及厦门大学。这两所学校乃是福建系华侨子弟在厦门一带的著名教育中心。为了躲避日本领事馆的监视,台湾人青年改名换姓,在同系学校就读者不少。之后,其中也有不少的青年人投身于国共两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光复后,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变成接收国民党官宪的要人而返乡,这或许就是人性软弱性格的表现吧,其中的一部分人衣锦还乡之后,得意洋洋,不可一世,他们以胜利者自居,摆出抗日战争英雄的架势,藐视百姓。他们虽以抗日英雄自居,但人品却极为低级,简直就是一伙见了‘日产’(日本人留下的不动产)就红眼的彻头彻尾庸俗之辈。过了不久,本省人就蔑视他们贱称为‘半山’,投以白眼。”戴国煇所言,确有其人其事,但所言曾就读“集美学校及厦门大学”的“庸俗之辈”所指不过刘启光一人而已。刘启光曾就读集美学校,至于厦门大学校友,《厦大通讯》1947年第八卷第一期刊登的厦大校友来信说:“请看这次二二八事变,我们校友都没受过亏。平民在谈话中,在报纸上攻击着各式的贪官污吏,但都未曾攻击到我们二三百个校友的头上来”。当然,“藐视乡里百姓”确实过份而不可容忍。须知,“乡里百姓”在日人“内地化”(即日本化)和“皇民化”的重压之下坚守中国的文化、坚守中国人的尊严,历经半个世纪仍然是完完全全的中国人,他们岂是可以藐视的?

  类似的例子尚可枚举,容我另文讲述。《戴国煇讲台湾:台湾近百年史的曲折路》内容丰富,看点很多。本文仅就其一点,略谈感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