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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后悔”

http://www.CRNTT.com   2014-12-17 12:15:34

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 　　星移斗转，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五年之后，郭沫若应中共中央电召，自香港赴北国古都参与筹备新政协。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唱出第一首赞歌《新华颂》：艰难缔造庆成功，江河洋海流新颂。光阴荏苒，在史论发表15周年之际，郭沫若重操旧业，创作历史剧《蔡文姬》。这部以“替曹操翻案”之名，行歌颂领袖之实的历史剧，仅费七天工夫便封笔杀青。郭沫若十分明确地表示：“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作者以这样的情怀言志达意，无怪乎文思无碍，左右逢源。紧接着，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已昭然若揭的1960年，郭沫若又创作出“表现盛唐气象”的《武则天》。作者后来对友人表示：《武则天》中的野心家裴炎是暗射彭德怀。说这部史剧是借歌颂武则天以吹捧后来如日中天的江青，自然是无稽之谈，但1959年的庐山会议多少成为创作的动因，却是不争的事实。 　　借文姬归汉的史实以歌颂曹操的文治，这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平息徐敬业叛乱为主干的《武则天》中，作者通过上官婉儿和骆宾王这两位著名文人的感化，则不但意在彰扬武后的文治，更歌颂了这位最高统治者的人格感召的魅力。 　　比照15年前对李岩悲剧命运的关注和感应，真有天渊之隔。这与其说是时代变迁的使然，不如说是担当不同社会角色的必然作派。 　　郭沫若纵然有作为政治活动家的权变的一面，但并未完全泯灭作为史学家的德识和作为文学家的真率。他和于立群生养的长子郭汉英，为后人提供了晚年郭沫若这样的历史细节，耐人寻味：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对我不止一次地感慨过：“很可惜，这是帝王思想，而且妒贤，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他曾经公开地讲过，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我很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 　　郭沫若的“后悔”颇堪玩味。 　　以写作《甲申三百年祭》的初衷而言，刺责崇祯也好，褒扬和批判李自成也好，终竟无从取代或淡化“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的李岩。作者一再抱怨国民党的“无理取闹的攻击”打击了自己的写作情绪。倘若从另一角度来解读这番抱怨，是否可以理解为这在客观上警示作者：国共双方均如此看重这篇史论的现实意义，史剧若以李岩悲剧命运为主线，得能无所顾忌———杞人忧天乎?投鼠忌器乎?授人以柄乎?凡此种种，在“言志”意识十分强烈的郭沫若心中，不能不产生顾虑。形象思维的史剧不同于逻辑思维的史论，艺术总是需要借助形象以凸现意蕴。作为浪漫主义的诗人剧作家，郭沫若要塑造的李岩这个悲剧的艺术形象，将会产生怎样的艺术效应?真正的艺术创作总是需要艺术家心灵的自由。《甲申三百年祭》被引领中国历史走向的各方政治家赋予太多的时论色彩之后，以服膺“宣传喇叭”为职志的郭沫若，如何能克服这巨大的心理障碍呢。 　　历史昭示，郭沫若当年对李岩悲剧命运的关注绝非杞人忧天。这大概就是他的“后悔”所在罢。如果从更深的层面来看待郭沫若的“后悔”，那么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当他奉政治功利至上主义为圭臬的时候，是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自由的。 　　这就不难理解，郭沫若纵然表示“后悔”，但终究未能也决不可能再度重操旧业，来弥补这终身的缺憾。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无法战胜作为政治活动家的郭沫若，无论是困惑的时候，还是清醒的时候。 　 作者:冯锡刚　 来源:《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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