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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父亲汤用彤的矛盾心态

http://www.CRNTT.com   2014-09-13 12:11:31  


 

  父亲虽对政治毫无兴趣,他深知贪污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可能把中国治理好,对中国共产党却无所了解,而且心存疑虑。解放后,由于事实使他思想有了转变:一是毛泽东主席说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觉得中国有希望了。二是,共产党的干部、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的清廉自律,使他颇敬佩。三是,他读了一点马列的书,特别是英文本的《反杜林论》,曾对我说:“这本书讨论了许多哲学问题,值得深思。”此前,他也许读过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日丹诺夫的《在西方哲学史的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觉得把哲学问题简单化了。这些他亲身感受到的事情或许对他的为人为事发生了影响。后来,我看到北大党委给中宣部的报告中说:汤用彤的思想有所变化,不同程度克服了他的“明哲保身的态度”。​

  事情往往不是直线的,总会有曲折。1951年,在中国大地开展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劫难逃的劫数。当然北大每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必须在无产阶级(共产党)燃烧起来的炼狱中经受考验。父亲作为旧北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一自然要被置于“洗澡”、“割掉资产阶级的尾巴”、“脱胎换骨”的批判。这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共产党指引的政策中的群众运动自然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有指导的群众运动摧残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平时,父亲很少和我谈话,有一天他参加了一场批判会,回来后他沉默着,思考着,忽然他对我说:“不应这样对待一位老教授。今天我去太庙参加批判工学院的老教授,大家围成一圈让这位老教授站在中间,在各种辱骂的批判声中,大家把老教授推来推去,推倒在地。我看着,心里十分难过,中国人的’不忍之心’还有没有了?”正因为由于“极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我父亲又陷入矛盾之中。但他的为人很少臧否人物,议论时事,以“明哲保身”为重。​

  ​自1950年下半年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一波一波地进行,持续下去,起初对他还没有什么大影响。直到1954年批判胡适,对他震动颇大。父亲一向对政治无兴趣,和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们很少来往。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一部分参加国民党,一部分是反对国民党的民主党派(如民盟等)人士和民主人士。梁漱溟先生曾邀请父亲参加“民盟”,他一口拒绝,并说:“教授只是应该教好书,政治是政客的事。”但是批判胡适,他是躲不掉的,一日由人民日报召集一些学者参加批判胡适的会,父亲也被邀请与会。据张岱年先生说:父亲的发言较长,但忽然他把桌上的酒杯打泼了,就没再发言下去,并由郑昕教授送他回家。我们把他送上床睡觉,但母亲觉得他神情不对,就请校医院的医生来看,而医生来时他已昏迷不醒,一早送入协和,诊断为重度脑“中风”。经过一月治疗,终于清醒。在我另一文中说到,此次重病或可谓为“不幸”之“大幸”。“不幸”是自此以后,由于身体原因,他所念的《隋唐佛教史》最终没有完成。所幸的是他在此之后可以不再参加各种受到折磨和痛苦的“运动”和“会议”,此后,他连一次“政协”和“人大”的会议都未出席过。这样他反而可以有点时间看看书,写点短小的“札记”。正如老子所说,“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吧!​

  “批判胡适”为什么会使父亲有如此大的反应,我猜想或与应该如何办好北大有关。父亲的办学理念大体上是继承着严复、蔡元培和胡适的路子。在1948年12月14日胡适去南京前留一便笺给汤用彤、郑天挺谓:“今早及中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方,决不忘掉北大。”于5月17日他又单独给父亲一封电报:“……筹划空运同人事……请与梅(贻琦)袁(同礼)二校长切实主持……此次在校庆前夕远离同人,万分惭愧。”这两电报有促我父亲南下意,如不走,也有希望他尽力维持北大传统意。但解放后,经院系调整,全盘学习苏联,他自知能力有限,要想维持北大传统是根本无望。因此,在1949年5月13日由叶剑英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父亲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时,他说了一句话:“还是集体领导为好”,且在会议中和会后都有校务委员提出:汤用彤任主席不合适;因为他与胡适过往密切,没有参加反蒋民主党派。对于“明哲保身”的父亲,他乐得大事都听从党的安排,小事有时也说点“违心”或“半违心”的话,但有时也说点“真心话”,如1957年在科学院学部会议上的发言。总之,小事出来讲讲,奉命应景时也写点短文:如“批判《武训传》”、“反浪费”、“鼓励同学去修十三陵水库”以及代表学校在一些会议上的致辞等等。所有这些父亲当时是如何想,他都没有和我谈过。我猜想,他认为我是中共党员,有些想法是不能对我讲的。我向组织汇报了对他、对我都于情于理有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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