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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探究：卢作孚为什么会自杀

http://www.CRNTT.com   2014-05-03 09:48:58

更重要的是，卢作孚的社会理想与经济思想，也是和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相通的。在《论中国战后建设》里，他这样谈到他理想的国家与社会：“在私有财产尚未废除以前，虽然家庭仍为保有财产的一个单位，但不复是惟一单位，而且不复是人们运用财产的一个单位。人们将以其手脑，其所有一切，参加另一经济生活的单位——企业组织，或非企业的社会组织中去了”，更进一步会“形成更大的更强有力的集体生活，而以整个国家为一集体组织”，“人在自己有财产的时候依赖财产，有事业的时候依赖事业，没有财产、没有事业的时候，或衰养死葬、天灾流行的时候，可得国家的救济与帮助；子女教育可得公立学校的相当帮助；疾病医药，可得公立医药的相当帮助”；同时，在这样的国家集体生活里，奉行“人必须忠于（国家和）集体”的道德原则：“为了忠于（国家和）集体，可以牺牲自己，也可以牺牲集体以外的一切”。[13]如研究者所说，卢作孚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虽有私有制，有资本家的存在的社会，但无阶级对立，无贫富悬殊，无失业痛苦，物质又很丰富，而人与人之间，又是‘人人为社会，社会为人人’，或是人人不谋私，一心为集体、为国家的关系。这显然是一个经过了改造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包含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14]在我看来，还有浓重的国家社会主义色彩。而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也正是毛泽东所追求的，他后来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单位体制”就是这样的一个“把个人纳入集体之中”，既是“一个完善的单位保障体系”（这是卢作孚所期待的），又是一个严密的管控体系（这是卢作孚当年不曾预料的）。[15]而“为了国家利益要无条件牺牲个人”的伦理是至今也在坚持的。   　　卢作孚在《论战后建设》里，还明确提出：“中国未来的经济建设，极应以计划经济代替自由经济，以竞争代替斗争，集中人力、物力在成功的事业上，减少无谓的损失，加速建设的完成”。他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在具体的“经济事业有精密的计划，但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却无计划”，它虽然“亦自有其供求适应的定律，但其供求适应，是追随于过剩与不足之后，不能事前控制或适时应付”，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你存我亡的竞争”中，更是造成“无谓的损失”与破坏，这都不利于建设的高速度、高效率的发展，而这样的高速度、高效率，正是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赶超西方先进国家所急需的。[16]这些思想都和毛泽东的追求相通：毛泽东正是要通过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管理，最大限度地动员和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智力，实行赶超战略。一直到今天，“集中力量办大事”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以至治国的基本战略。卢作孚这一代实业家从“加速建设的完成”的动机出发，接受了计划经济，但却难以预计在集权体制下的计划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是不能苛求前人的。   　　以上的讨论表明，卢作孚在1949年决心和共产党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的，最主要的就是两条，一是振兴民族经济，建设现代化国家，赶超西方国家；一是空想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而这样的选择，又是有相当代表性的。因为爱国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和中间偏左的知识分子（当时称作“进步知识分子”，卢作孚属于此类）的两大思想特点。其实，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多少有这样的倾向，像朱光潜、萧乾他们都是信奉社会民主主义的。这就是在1949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选择了共产党的原因所在。这又使我想起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卢作孚生于1893年，他的同龄人中，有毛泽东、宋庆龄和梁漱溟，他们四人在1949年都走到了一起，站在毛泽东高举的“新中国”旗帜下，这是颇具象征性的。   　　但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根本的矛盾，预伏着以后的冲突。仔细考察卢作孚于1946年所写的《论中国战后建设》，在发现他的思想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相近、相通之外，也不难看出，他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的理解与想象，和同时期毛泽东的设想，还存在着更为本质的差异和分歧。在我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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