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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年：维稳思路须有战略性重大调整

http://www.CRNTT.com   2012-11-23 10:23:07

“权利公民”博弈“计划政府” 　　从理论上说，在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里，政府面对民众情绪和社会矛盾，最巧妙的办法是“金蝉脱壳”，把矛盾重新推回到社会层面去博弈，而自己则充当“和事佬”。西方有句谚语：“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用于今天的中国现实，这里的“上帝”就是政府，它仅负责规则的制定和监管，而不介入具体事务，民众有事也不会首先想到找政府；而冲锋陷阵的“凯撒”就是社会，它应拥有一套调节矛盾的有效机制。 　　但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中，这一点却完全不可能实现，因为今日中国根本就没有一个健全的民间社会，以及可赖以调节矛盾的有效机制。因此，所有的矛头只能都对准政府。 　　这种矛盾，深刻折射了“权利公民”和“计划政府”之间的反差与博弈。 　　所谓“权利公民”是指中国经过20年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当部分城乡居民都已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并在此基础上自然产生了权利保护意识；而所谓“计划政府”，则是指在过去20年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中国各级政府的功能和各地官员的思维，依然未能脱离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 　　“权利公民”与“计划政府”之间的反差，虽然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已经成为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中一个十分严重的结构性反差。 　　上述问题的解决在过去若干年，因各种原因在相当程度上被推迟和搁置了。社会的许多经济和社会交界处的矛盾，无不由此而产生。近年北京高层提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本质。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了地方层面，究竟是变成“管理社会”还是“社会自治”？前者是向计划经济的倒退，而后者则是向市场经济深层规律的进发。 　　所有这些，显然都早已超越了政法部门所能掌控的范围。中国一个大省的维稳办主任曾对我说：“政治体制再不改革，我们这活就没法干了。” 　　但对中国各地的政法官员而言，了解中国当前面临的矛盾及其深层逻辑，将有助于其在实际工作中对维稳的“度”的把握。实际上，要各级政府完全退出社会，把矛盾交给社会去博弈和解决并不现实；要各级政法部门完全放弃刚性维稳的方式也不现实。但各地在维稳上出现的最多的问题，恰恰是对维稳的“度”的把握。这显然又需要各级政法官员不但要成为本行业的专家，同时更要成为对中国转型深层规律具有把握能力的“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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