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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互为镜像的两千年

http://www.CRNTT.com   2011-03-17 14:01:04

近代中国的“以日为师” 　　美国学者阿迈斯托在他的《世界：一部历史》里列了一幅18世纪的日本绘画。画中的远景，是中、日、荷兰三国的灭火队伍各施技术灭火，相较之下，荷兰的技术最高；画中的近景，则是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荷兰女士坐在桌边。日本离荷兰人靠得很紧，是着意结交与倾慕的样子，中国文人则无可无不可地坐着，态度疏离。 　　这一幅18世纪日本绘画所呈现的—中国对西方的疏离与日本对西方的热切，恍然折射了中日在近代起口的“殊途”。甲午战争无疑大大彰显了这一“殊途”，并成为近代中日关系的重大转折点，而这，也要放在整个东亚的背景下看。《马关条约》的第一条，是“中国确认朝鲜国为独立自主国家，朝鲜对中国的贡、奉献、典礼永远废止”。这一条款鲜明呈现出中、日、韩在政治上的交缠。 　　与此同时，国人对日本及其政治、学术、文化的认识也不断在翻转。对维新志士来说，明治日本是改良的最佳样本。吴令华《梁启超晚年对日本认识的变化》记载了当时梁启超所感受的： 　　“梁先生说："我在护国之役前，脑海中全无反日的思想。不但不反日，但觉其可爱可钦。护国之役后，方觉彼可畏可恨又可怖。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我亲见明治维新后一个新国家的兴起，朝野上下，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居然将一个千古无闻的蕞尔小国，变成新兴的现代文明强国，真如呼吸清晨晓风，脑清神爽。回视满清政府的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肮脏邋遢，相形对比，越觉日人可爱可敬。当时他们说彼等真心希望中国复兴，愿与中国并立为世界强国，我亦深信不疑。"” 　　由赞叹日本为“现代文明强国”，到“护国之役后，方觉彼可畏可恨又可怖”，以梁任公先生的爱憎分明，有这样的骤然之变，当然不足为奇。而他当日对明治日本的推崇，及随后“伤害我主权为我所不能堪”的呼喊，也代表了近现代中国人对东洋之邻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是甲午战争后，无数中国人涌入日本学习现代知识—所谓“师敌”，另一方面则是对此“师敌”的质疑。一方面，是大批学子、激进青年、革命者在日本得以接触新知、办杂志、闹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时不感到来自这一异国/敌国的压力。著名的，如鲁迅笔下的“幻灯片事件”，促使他弃医从文；郁达夫《沉沦》中所描写的主人公，也在日本人的环境中一面自我勉励：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一面自伤自怜：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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