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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贪死缓背后

http://www.CRNTT.com   2010-09-20 13:25:09

“缓死”还是“免死” 　　按照《刑法》有关法律条文的理解，“死缓”并非“免死”，只是“缓死”，即如果罪犯在缓期两年期间的表现好就可以“免死”，反之就得执行死刑。事实上，被判死缓两年后又被执行死刑的罪犯非常少，仅出现在个别暴力犯罪的罪犯身上，还没有贪官的案例出现。 　　 “死缓本身就是死刑的一种，如果以后取消了死刑，死缓也就不存在了。”刘仁文说， “一些人，尤其是普通老百姓总把判处死缓的原因朝司法腐败方面去遐想，其实有点牵强附会，这个原因更多是源于中国的死刑政策正在改变。” 　　其实不仅仅是对贪官的判决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死缓，其他罪名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慎用死刑是个大的历史发展趋势。 　　从2007年1月1日起，最高法院正式收回了死刑复核权，开始大力推行“少杀慎杀”、“宽严相济”、“疑者不杀，杀者不疑”等刑事政策。同年末，时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表示，本年度的死缓判决已首次超过死刑判决。 　　2010年8月全国人大审议了新的《刑法修正案草案》，拟取消走私、诈骗、盗窃古物以及盗窃罪等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这是1979年以来首次在刑法修正案中提出减少死刑罪名，之前有68种死刑罪名。赵长青介绍，从1998年到2007年近20年间，每万人的刑事案发率从75余人增加到360余人，理论上犯罪率增加了4倍，但是其中传统的凶杀、强奸等犯罪和重罪增加很少，而主要是经济领域的犯罪和轻罪增加很多。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一般都不会对经济犯罪执行死刑。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此次刑法修正并没有提及官员腐败等方面的内容，这无疑与全社会对腐败现象越来越关注的情形大相径庭。“并不是司法工作者和学者们都看不到、想不到，而是觉得官员腐败的情况面积太广、程度太深，想要动作起来波及面太大。”刘仁文说，“而且按照目前国际、国内的法律形势，如果这方面要改革，也只会向‘少杀不杀’的方向走，绝对不可能‘多杀滥杀’，这显然与一些民众的愿望是相悖的，所以暂时不去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可以想象。” 　　重庆市的一名资深检察官认为：“贪官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主要还是因为其拥有着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如果从政治上、法律上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再剥夺了他们的非法财产，没权也没钱之后，他们基本上就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他表示，香港和澳门废除了死刑，社会治安之好有口皆碑，但香港和澳门制度之完善也是有目共睹的。“主张防治犯罪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建设，而不在于刑罚的严厉。法学理论界呼吁限制、减少乃至废止死刑，但在现实制度漏洞百出，建设进程缓慢的环境里，普罗大众也需要充分理由，在相关制度的建设过程中，迅速限制、减少乃至废止死刑并不具有现实性。” 　　“2010年的《刑法修正案草案》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据统计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赵长青说，“对此，社会层面反对的声音甚微，因为从理念上，减少死刑甚至废除死刑是一种文明，是一种进步，社会都能接受。但面对贪官横行的现实，社会心态为之一变，对取消国家公职人员犯贪污贿赂罪的死刑罪名则争论很激烈，反对的声音依旧很高。” 　　他认为，有人认为用死刑反腐败是一种制度性偷懒，这话说到了要害。当前腐败猖獗，最根本的原因的确是由于转型时期体制、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制度失灵造成的问题必须用制度的完善去解决，死刑管不住腐败，河南省和贵州省几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就是典型例子。 　　目前，中国被判死缓刑的罪犯通过服刑后，都可以得到依次减刑、假释和释放。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改造表现好，不少地方死缓刑罪犯一般在15年后便可以出狱，无期徒刑13年后便可以出狱，有期徒刑服满刑期一半以上时间便可出狱。 　　“这就使得死缓执行的结果实际等同于有期徒刑，其严重性很容易被低估。”赵长青说，“加之《刑法》对于‘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含义没有明确的规定，易被人为操纵，判处死缓往往不被普通民众认为是死刑，而是宽大处理的结果。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大贪官被判处死缓，其正当性和合法性很难获得普通民众认同。”对贪污受贿的处罚，他认为极不合理，低金额刑罚很重，高金额则很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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