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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在哪里？——读余秋雨《我等不到了》

http://www.CRNTT.com   2010-07-03 10:08:57

“故事新编”  　　对待自己的过去，余秋雨坚持“不认错，不道歉、不反思”的三不原则。在贬损别人的同时，余秋雨一如既往地表扬自己。为此，他甚至对自己的历史故事重新编造。且看其中几例。  　　关于余秋雨和“石一歌”、上海写作组的关系早已真相大白。对此，人们已经没有多大兴趣。但是余秋雨隔几年就要搅动一下，在新的回忆录中，他不仅对这个陈年老谎冷饭重炒，而且添加了新的佐料：  　　学院里一位姓王的工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去处。说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一位叫胡锡涛的青年教师要给《文汇报》社写一篇评论俄罗斯戏剧表演理论家斯坦尼的文章，但他不懂表演，想请我们学院的徐企平老师提供一点资料，我如果陪着徐老师一起去，说不定能够在报社食堂免费吃饭（《我等不到了》132页）。  　　因为不能免费，他就向胡锡涛借饭票。  　　“胡锡涛先生还曾经要我为他的评论文章写一个初稿供他参考，我‘借’了人家饭票很难拒绝，但又不会写当时流行的那种批判式字句，因此一拿出来，就被胡锡涛先生‘枪毙’了”（《我等不到了》133页）。  　　一个被饥饿所迫的青年人，为了吃饭，只好出卖自己，批判斯坦尼。他“又不会写当时流行的那种批判式字句”，你还能批评他什么呢？当然必须有一个假定：你根本不知道或者没有看过余秋雨发表在《学习与批判》上的那些大批判文章！  　　还有这段，他说是为了照顾住院的爸爸：  　　因此我离开教材组回到市区……碰巧的是，我突然听到，医院附近有一家创办不久的文学杂志《朝霞》，遇到了大麻烦。  　　这家文学杂志很“左”，没有什么水准，却有一篇小说被认为有讽刺“工总司”之嫌（《我等不到了》156页）。  　　余秋雨出于对工总司的仇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第二天我离开爸爸病房后就去找了当时被称为“写作组”的文教管理部门，那家杂志应该也是他们管的。谁知他们更加惶恐，原来联系《朝霞》的一位女士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别人谁也不敢去编辑部，怕遇到工总司来动武。他们不了解我，但从表情看出了我对工总司的厌恶，就对我说：“我们的人不能去了，你方便，去看看工总司的动静，好吗？”我说：“我早就想会会他们了！”（《我等不到了》156页）  　　余秋雨显然已经忘记了他在《借我一生》中是怎么讲述这个故事的。他说，在《朝霞》的一篇小说被“工总司”抓住了尾巴后：  　　这里就出现了一件对我很不仗义的事情。朱（永嘉）、王（知常）等人为了尽快脱钩，便想找一个写作组之外的年轻人去糊弄一下，表示已经没有关系，心急火燎之中竟顺手逮住了我，却不向我讲清全部危险背景，只说是“工总司”一批人在捣蛋。（《借我一生》254页）  　　自己亲身经历的同样一件事，两次讲述的情节完全不一样。在《借我一生》中，是朱、王很不仗义地欺骗了他，“心急火燎之中竟顺手逮住了我”。事后，他还“对此我怒不可遏，前去责问”朱永嘉王知常（《借我一生》25页）。在《我等不到了》中，他是“碰巧突然听到”，第一次去写作组上门主动请战，像一条江湖好汉：“我早就想会会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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