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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同盟50年，向何处去？

http://www.CRNTT.com   2010-02-02 14:40:03

刘柠：我们已大致谈了美日同盟“从何处来”的问题。在进入“向何处去”的探讨之前，我还是想从日本因素切入，然后再引申到中国因素上去，因为这两种因素很多时候呈“此消彼长”的态势。  　　首先，美日同盟的两个当事国美国和日本，美国是主导、是牵引动力，而日本则基本上是被主导、被牵引的角色。这点毋庸讳言。重温同盟50年的历史，我们看到日本始终在两种“恐怖”感之间挣扎：被卷入战争的恐怖和被抛弃的恐怖。譬如，从60年代的“新安保”，到海湾战争，直到最近的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其实都是害怕被美国卷进战争。从“出血”（即出战费）不出兵，到出兵却不出“战斗员”，与美军之间刻意保持距离，旨在避免被深度卷入战争的流血事态。而在所谓被抛弃的恐怖的背后，则多有中国的影子：从尼克松秘密访华的“越顶外交”；到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其长期停滞的状况常被国际舆论用来与“中国崛起”相比照的“无视日本”（Japan Passing）；直到最近奥巴马总统访问东亚，在中国逗留四天，而在日本只呆两天等等。我们发现，日本的郁闷总是与中国的扬眉吐气、沾沾自喜相伴而生，这种状况越到后来越明显。  　　在同盟前期（冷战前），军事同盟的色彩还不是特别显着，其主要针对的目标是苏联，所以中国并不很敌视。甚至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警惕，美日安保的存在反而有令北京感到“踏实”的一面。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后冷战”兴起，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经济崛起、军力增长和体制不透明等原因，中国日益成为美日同盟防范、遏制的战略目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布什-小泉时期，美日同盟空前强化，从此前的只说安保、不谈同盟，到对同盟的表述半遮半掩、欲说还休，至此终于大张旗鼓地打出了同盟的旗帜，甚至自我膨胀到所谓“日美全球同盟”的程度。而强化的最主要目标，可以说只有一个，那就是遏制中国。从《周边事态法》到“有事法制”，从自卫队装备升级到美军整编，其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战略照准：中国。对此，北京对同盟的态度也从早期的“踏实”，到警惕，近年发展到公开的舆论反制。2005年，因美日安全保障磋商达成的共同宣言中，表达了对台海问题和平解决的“战略关注”，招致中方的激烈反弹，终于在正式发表的宣言文本中，删除有关措辞，才平息了北京的愠怒。  　　该事件是一个信号，微妙地凸显了美日同盟遏制政策的界限。因此，对中国摒弃遏制的做法，代之以融合政策，以协调的方式，将北京整合进东亚及亚太的区域安全保障合作机制之中，以开放的姿态谋求同盟的转型，成为近年来美、日一些主流战略家们日益清晰的考量。但融合政策究竟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奏效，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同盟一方“橄榄枝”的回应。这方面，迄今为止，中方似乎并未做出明确的积极姿态。或者说，不信任大于吸引力。  　　毋庸讳言，对美日来说，中国因素相当于同盟的“外压”。外压太大或太小，都不利于同盟的维系和凝聚。天下没有永远的同盟。作为历史长达半个世纪的悠久同盟，随着美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衰落进程的加速，同盟盛期已过，已进入“漂流”（日《朝日新闻》总主笔船桥洋一语）时期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地缘矛盾突出、冲突不断、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走向尚不确定的情况下，区内唯一“百年老店”式的同盟关系的“漂流”未必是好事，无论对当事国的美日，还是中国。  　　十几年前，曾作为美国防部长助理草拟了同盟的“新指针”，并参与制定了包括普天间基地归还问题在内的同盟发展路线图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谈到美日同盟半个世纪的历史时，正面评价说（同盟）“发挥了为亚洲太平洋地区带来和平与繁荣的氧气一般的作用”；同时，奈教授真正想表达的是后面的忧虑：“氧气的弥足珍贵只有在失去它的时候，才会明白。但失去的时候才察觉，便为时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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