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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说理文化与公共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4-04-21 12:16:31

障碍在哪里？ 　　建设一个说理的公共文化，在徐贲看来，阻碍主要来自几个方面。首先是社论式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限制甚至封闭了这个社会公共讨论的空间，导致商谈性的论述式微，而斗争性的论述兴盛（刘擎语）。 　　就中国的20世纪史而言，正如徐贲所言，对许多长期接受“革命”和“战斗”文化影响和思维定型的人们来说，说理就是“论战”，就是“战斗”，必须压倒对方，迫使对方哑口无言，这样才能取得“胜利”。用攻击性的争论来看待说理，这是中国权力话语长期潜移默化的教育结果，形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话语习惯。这种话语习惯，在我们的课堂、传媒、政治空间、社会生活中比比皆是，“真理成了赤裸裸的话语暴力”，并且是独占性和排他性的，而一旦真理被历史证明是谬误，则真理又会通过一套相对诡异的辩证法逻辑来实现“自我纠错”。这种心态影响下的个人，往往对于知识、文化与讨论缺乏一种真正的尊重。他们注重的是结果上的胜负，而不是过程中的相互增进理解。 　　其次，是当前中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相对不健全所致。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的风向标，政治人物更应该成为一个社会的道德标杆。当政治成了肮脏的幕后交易或者一种虚假性的公共表演，公共讨论的风气要稳健地形成也就难乎其难。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徐贲特别强调如何辨析说理中的情绪性谬误、逻辑性谬误，并指出养成良好的说理文化需要建设一个更加有内涵的价值共识。话语伦理无法脱离价值共识，“德性、权利、责任”等都应该成为说理者注重的内涵，尤其“伦理说理最重要的是真诚，只有你确实相信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你才能保持一个一贯的伦理立场。见风使舵，虚与委蛇，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些不仅不是伦理说理的正道，而且也是无法取信于人的”。而现实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台上一套，台下另一套，明文规则一套，潜规则另一套，形成了一套精致而复杂的“说理文化”的双层结构，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的个人学会了娴熟地在两套话语之中闪转腾挪，并逐渐将表演性的崇高话语常态化，同时却又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毫无疑问，这种犬儒主义的人格对于培育公共说理的文化是一种障碍。就此而言，一个制度是否鼓励其公民公开而诚实地表达自己，对于说理文化的健全和公民心智的滋养，便显得尤为重要。 培养“自由之言论” 　　徐贲从制度与公民两个层面论述了这种重要性，他指出，说理环境最重要的因素便是政治的民主法治，它保证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也保证了在需要时能够达成共识的程序制度。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它们是说理的“理”的根本所在，不同意见的辩论最后都必然要以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来衡量各自的合理性。同样重要的是优秀的公民素质和教养，说到底，说理是公民们在说理，官员、社会名流、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人物都不过是身份比较特殊的公民而已，他们说理的时候也是公民在说理。一个说理的社会环境最终的标志是公民说理，只有在大多数公民愿意和习惯说理，有说理的要求、能力和习惯的社会里，说理才会真正成为一种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问题在于，如何形成徐贲所念兹在兹的这种说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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