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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士绅”溃灭：乡村暴力没了减震器

http://www.CRNTT.com   2014-04-20 08:55:08

士绅：乡村暴力的减震器 　　士绅在乡村能够托大是因为他既是暴力萌动的滋生点又是暴力蔓延的减震器，从长远观察，他对暴力的减震效果当然要大于催生的效果。士绅真正对民间发生影响应该是在宋代以后。人们多有一个误解，以为自汉武帝以来帝王就对儒家言听计从，这分明是被 “独尊儒术 ”的虚伪许诺给蒙骗了。都说儒家满口仁义道德，却不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道德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谁也说不清楚，也没人恪守儒家书呆子般的教条。否则就无法解释汉代以后为什么会紧跟着出现魏晋的肉欲横流和隋唐的胡汉杂糅。在这里，从裸奔嗑药到胡服骑射，所有在后世儒家眼里大逆不道的举动都属正常。那时多教混杂，儒家讲群体仁义，佛家就讲自体隐秘清修，还有道家吃喝玩乐的人生观在等着和它叫板，三者交替竞争，谁也说服不了谁，儒家提供的人生价值期许反而还略显单薄，没什么吸引力。这也就难怪宋代以前的帝王从未把儒家道貌岸然的说辞真当回事。唐代的韩愈写了篇《道统说》，硬说儒家的线索从孟子以后就断掉了，到他这里才算接上，这是在骂儒家那么多年真是没用，尽管骂得痛快，韩愈这套讲法还是没人理会，到头来只能是自说自话，孤独得自己都觉沮丧，“道统 ”之争反而间接透露出儒家数千年都没怎么风光过的窘态。 　　儒家不受待见，是因为帝王总是相信单单依靠暴力统治就足够了，儒家那套满嘴虚无缥缈的道德说教虽然优雅动听却不那么实用，没什么可操作性，在孔孟时代就未见真效。秦朝用酷吏操弄严刑峻法，使得暴力管制不断升级，倒一时显得立竿见影效率奇高，却因过犹不及，终于酿成官逼民反的惨剧。暴力用到极致，小民没有退路，才轮到儒家这个扮红脸的角色粉墨登台救救场面。陈胜在大泽乡暴雨中说，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还是反了吧。如果权衡下来，造反的成本不见得比忍耐的成本高，选择造反的概率就会相应增大。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暴力实施力度的大小应该与空间的伸缩有关，“空间 ”拓展得越快越远，管理成本的投入就会相应增加。秦朝疆域一直延伸到了海南，占据的地盘过大，暴力控制的成本自然很高。试想，如果给每个村庄都派去酷吏直接管辖，那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才能搞定。如果不管不顾人力透支强行贯彻，最后只有崩盘了事。汉初用黄老之学休养生息就是考虑到了秦朝治理成本过高，只不过清心寡欲无所作为只能算是一种过渡举措。汉武帝表面尊崇儒术，也是觉得秦朝用刑太酷，失掉了人心。不过别以为武帝表态就意味着儒学突然风靡天下，好像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汉宫内倒是设有 “博士 ”之位，据传有学生终日苦读暴死烛下，好像治专门之学活活累死书生犹如旌表劳模，实在是书呆子傻气乱冒，只可权当笑话谈资，与治国安邦的大计毫不相干。可见彼时儒学实属门庭冷落的技艺，完全找不到如何与老百姓亲近的路子，汉唐盛世大致还是靠兵威立国，治理秩序中混搭着各种互不相干的怪异思想，远不是后人想象的 “儒教国家 ”那般思无邪的纯净整肃。直到宋代帝王出面定调，后世仿佛才慢慢找到一些节约统治成本的思路，儒家文士从此趾高气扬，开始大显身手。 　　有一个现象前人早已注意到，自宋至清，尽管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土地开垦范围不断扩大，特别是清代实现疆域 “大一统 ”后，人口一下子跃增至三亿。官僚人数却增幅甚缓，基本维持在前代的水平，这说明一定有一股力量羁绊着王朝暴力直接向下延伸的步伐。这股力量就是民间宗族的崛起，他们承担着扶济族众、化解纠纷和教化子弟的责任，使得小民不至于为官吏所欺，遇事动辄层层上诉，投告无门。他们把原归官吏处理的部分职责揽纳过去，大大节省了行政治理的成本，延缓了官方严刑峻法对乡村的渗透范围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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