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

红包：从传统习俗到过年政治学

http://www.CRNTT.com   2014-01-31 08:56:53

在大陆地区，红包的习俗曾在文革时期有短暂隔断 　　文革时，“恭喜发财”、“红包”这些习俗都当作了“四旧”，被刻意阻断 　　1967年，中国开始“破四旧”，过“革命化”春节：“移风易俗过春节，大年三十不歇脚”“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初一早晨就动手”。当时，民众被发动起来了，不准放鞭炮 、不准烧香拜佛、不准滚龙舞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革命化春节发起者更是认为：“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乐，都统统见鬼去吧！” 　　过年不说“恭喜发财”，说“祝您今年见到毛主席”。这么一过就是十几年。而在这样的形势下，再加之物质资源的极度匮乏，“红包”也就在绝大多数地方销声匿迹了，少数遵循传统的老人，也只能偷偷摸摸的塞给自己的后辈。 　　虽然大环境下，“红包”文化肯定是不被允许的，但一些小细节仍能看到这样的习俗的扎根之深，除了一些家庭偷偷摸摸的包红包外，高层也很难完全无视传统：1963年初，毛泽东开始“还债”，给章士钊2000元，此后每年寄2000元，直到1972年还清，共20000元，接着又开始“还利息”。有趣的是，毛泽东的“还账日”一直定在了每年春节后的正月初二。 经过动荡年代后，红包文化卷土重来 　　如今，红包多寡被认为与经济实力有关，富豪和明星的“红包利是”往往更大 　　在文革之后，“红包文化”其实有一个香港和台湾的向内回输。而在香港，是有派发“利是”（红包钱）的传统习俗，一般是已婚人士发给未婚人士、长辈发给晚辈、上司发给下属。由于派发“利是”者重在祝福和心意，收“利是”者也重在讨个吉利，因此香港普通市民派发“利是”的金额不大，一般都是10元、20元、50元而已。 　　但对于那些并不“普通”的香港富豪们而言，他们派发的“利是”容量也往往不普通，而且容量多少是一件事关面子和情礼的事情。华人首富李嘉诚的每封“利是”钱一般是500港元，澳门的赌王何鸿燊，同样见人就派发“利是”，“利是”的含金量在数百到1000元之间，约是普通人的几十倍。这样的习俗也影响到了内地，明星和富豪们也往往会在节庆和喜事大派红包，2011年6月，演员孙俪和邓超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就在孙俪的经纪人给媒体派发礼物和500元红包时，还发生了两名在场的娱记为了争抢红包扭打的事情。 　　正因如此，现在不少人觉得过节成本太高，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红包开销 　　虽然和香港广州等地的“利是”有所差别，北方的红包会“厚实”一些，不过相对于见者有份的“利是”，北方“红包”则往往定向赠予较近的亲属。但不管怎么发，春节的红包利是开销都不会个小数目。 　　在一项针对内地2500名受访者的调查中，有12.5%表示自己的过年花费在8600元以上，还有3.8%高于21000元。而这其中除去路费，就有相当部分花在了红包等人际交往费上。而《明报》在今年初的一项针对香港人的调查中，发现今年有六成表示会封20元利是，认为总利是预算会超过2000港币的人也在6成左右。 　　不过虽然负担重，但这笔开销往往却不能省。中山大学的叶春生教授就表示：红包是中国人的一种交往方式，具有表达祝福的含义。实际上，这种交往方式的意义并不能低估，有时红包的来往会是个人身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一个确认，有时红包的多寡还是衡量彼此关系深浅程度的一个尺度。再次，对于一些人来说，它还是体现个人身份的一个标志。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