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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胜军：习近平集权有利于推动改革

http://www.CRNTT.com   2014-01-02 10:20:31

3）权贵资本。随着“半统制半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力愈来愈尝到甜头，“权力搅买卖”成为常态，各类权贵资本长袖善舞，20世纪90年代一度受到严厉打压的领导干部子女经商以更大规模卷土重来。《决定》要求“完善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担任公职和社会组织职务、出国定居等相关制度规定，防止领导干部利用公共权力或自身影响为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谋取私利”。市场导向的改革（如IPO注册制）和中纪委的强势反腐，意味着权贵资本空间将受到压缩。 　　理解了谁是既得利益，就不难想象改革难度之大，甚至有学者哀叹“改革已死”。 　　出路何在？笔者以为，要破解改革的利益僵局，有三条路径。 　　路径之一：指望官员的觉悟，即“灵魂深处的革命”。 曾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说，“我们的官员不可能再像过去那么舒服了。官员既要有能力，还得有理想主义才可以。”笔者以为，个别官员或许会有理想主义，但这是小概率事件。把改革希望寄托于官员的觉悟，无异于“与虎谋皮”。“屁股决定脑袋”，才是最强大的法则。 　　路径之二：扩大社会参与。由于改革是利益的博弈，因此如果社会公众能在改革博弈中拥有更多话语权，改革就会更容易推进。《决定》要求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提高财政透明度、权力清单制度、负面清单管理，就是为了引入更多社会监督来倒逼政府改革。例如，如果能实现《决定》建议的“完善人大工作机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公布法律草案等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备案审查等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人大将会有更大的压力和动力去向政府问责，才能真正“硬起来”。 　　路径之三：重建中央权威。20世纪90年代，朱镕基推行改革，也面临诸多难啃的硬骨头。对此，朱镕基以“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的改革家气概，开展了推土机式改革，在官僚体系中营建了“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氛围。但过去十年改革陷入停滞，也反映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领导力尴尬。显然，新一届领导要让各个部委、地方政府乖乖地“放权让利”，重建中央权威是前提条件。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央权威较强的时候，是改革推进比较顺利的时候，例如邓小平、朱镕基的强势领导力。反之，中央权威较弱的时候，改革往往陷入僵局，例如过去十年。20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改革的迷茫，邓小平不得不再次出山南巡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最强音，从而避免了改革失败。 　　眼下，面对落实《决定》60条改革的巨大挑战，我们已经看到了重建“新权威主义”（即具有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导向的开明的威权政治）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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