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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台湾家族百年历史变迁

http://www.CRNTT.com   2013-10-03 09:57:00

郑鸿生着：《寻找大范男孩》   　　这是一个宏阔的野心，当然他也有这个本钱，恰好拥有这样能照见台湾百年沧桑的家族样本。对如此与自己生命经验密切相关的样本做检析，郑鸿生先生首先是从家族照片入手，映现几代人不同的道路，服饰的差异，最重要的还有语言交流方式的殊异。这些都是家庭内部最日常不过的细节了，却正可呈现不断转进的台湾社会普通人的复杂处境与心理波动。而让我读之印象深刻的，是对家族内部语言与思辨关系的细节陈述：父亲从小受日本殖民教育，思辨层面的语言基本须靠日语思维达成。而作者本人是受国府教育，说一口流利的台湾国语。当父子二人因一件牵涉到日本的国际事务而各持立场，又必须用国语争辩时，父亲那仅只够做日常交流的闽南语，基本派不上用场。而他惟一的武器——日语，到儿子阶段，已非必学语言。 　　同样的交流障碍，也曾发生在深谙中华文化的祖父与从小就接受日语教育的父亲之间。一个语言交流的困境，形象地传达出祖孙三代的身份认同差异，以及他们因不同的时代际遇所造成的文化断裂。 　　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却为什么没有浓烈的抗日情结？这是很多大陆观众，看许多台湾电影，比如《海角七号》、《多桑》之类，多多少少会产生的疑问。吴念真电影《多桑》中呈现一个矿工父亲的形象，他甚至在电视的体育比赛转播中也难掩他的“亲日”倾向，被儿女指责为“汉奸”。就是讲述台湾历史中雾社事件的最抗日的电影《赛德克.巴莱》，那里面也些微表现了一些台湾人身份认同的迷茫。现在，应该说，通过郑鸿生先生在自己的书中对父子论争的回顾，对上代人这一陌生心路做了精确的辨析，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也让我们对一些台湾人的历史处境，有了理解的同情。 　　郑鸿生先生的三本书，正像一些与他有过交往的大陆学界朋友所指出的那样，既是自己的青春成长史、家族史，同时也是台湾六十年社会生态变化的样本。它既可读，同时又不可读，这是因为，所有的事件与心路，他都不是如齐邦媛先生《巨流河》那样做纯然的个人化叙述。而是拿来作为样本来检视。思索是同时进行的，也隐然有结论。 　　三本书比起来，《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读起来最顺畅也最亲切。这是因为，女性的生命奋斗史，远比男性的奋斗与挣扎，与社会因素的交缠要少，另外还因为，这个1918年出生、2007年过世的台湾老人，即使放在儿子同样具有社会学检视意味的叙述中，仍然显出少有的从容而徐缓的格调。读她一生的轨迹，就像看一艘生活的小船，虽然也同样在台湾几十年的风雨浪涛中穿行，却能绕过暗礁，最后安全地抵达港湾。作者多次提到，家族中的男性成员因为时代不同、所受教育背景不同而带来的文化断裂感与身份认同障碍，这在只有小学经历的母亲那里，却并没有产生。而她的一生，应该说也和日本密切相关，首先是为了生存，她自己选中日本的洋裁技艺加以学习，并且在摸索实践中，掌握了日本服装杂志上那些专用的日语技术词汇。之后她赴日学艺，转而回台办班授艺。但即便如此，她从“不曾有过任何日本人的身份意识”。并且她还记得，小时候，被日本人称为“清奴”的屈辱感。 　　郑鸿生在《寻找大范男孩》中，数度感慨台湾缺少大范男孩（大范大体指大气、有担当之意），但以母亲为首的台湾女性却可以无论社会怎么变迁，都能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并且很好地担当起一个家庭护持的作用。一位母亲究竟怎样能在日式洋裁手艺与自己的身份认同之间达成她的平衡，在这里并不能一言以蔽之。但无疑，这也是一份重要的社会学样本，让人思考在一般人看来已很难弥合的文化断裂，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 　　大陆社会正处于转型中，无论从微博中，还是人们的言语中，都流露出想在发展中借鉴一份台湾经验的愿望。但看郑鸿生先生回溯台湾历史，并不太能想到台湾经验这四个字，书中始终贯穿着宝贵的问题意识，其努力的根本，不是突显问题的殊异与不可解，而是如陈光兴先生所评价：“郑鸿生有意识地去承担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如何缝合世代之间、省籍之间、两岸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通过历史化的过程，开始找寻和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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