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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辉：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

http://www.CRNTT.com   2013-04-19 15:41:11

如前所说，9.11以前美国对侨民、移民、包括非法移民的政策在西方也是最宽松的，网上的某些幸灾乐祸者曾就一些9.11疑犯是在美国学的飞行大加挖苦。其实这与西欧许多地方“上等职业”壁垒高筑、华人只能开餐馆的状况相比，恰恰是美国的可贵之处，我们只嫌其不够(所以才谴责李文和案)不会怪其太多。在美国历史上(今天其实也是如此)本土工会往往倾向排外(害怕外劳竞争)，而侨民移民与非主流族裔不分左右都反对这样做，而更支持自由、开放。甚至美国以外的许多左派，从当年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俄国的民粹派，直到如今的李宪源先生，都是不见容于本国体制而在自由、开放的北美得到保护，并从事他们的左派事业——包括反美事业。不管美国在其他方面有什么罪过，阿拉伯人在美国能够学习开飞机，犹如华人能够在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李宪源等能够在北美反对资本主义一样，当然是美国之大善。 　　承认这是大善并不意味着“亲美”：如果你学会飞行后加入(比如伊拉克的)空军堂堂正正与美军作战，如果你学了核技术回去报效祖国，合法地搞两弹一星，如果你在言论自由的制度下批判资本主义，那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如今恐怖份子却利用这种自由开放从事刑事犯罪，而且不是进攻军事设施，而是屠杀没有抵抗能力甚至没有逃生能力的无辜平民。而受到自由制度保护的李宪源居然还给受害者泼脏水，说他们“种瓜得瓜”是活该!这还有点人味吗?如果不是从刑事法律而是从道义上讲，受自由之惠在美国学会飞行然后反过来袭击美国平民，与同样受自由之惠却反过来给被害者泼脏水，不同样可耻吗?他们究竟要干什么?难道逼得美国人因噎废食取消自由制度、禁止阿拉伯人学习飞行、禁止华人掌握核机密、使李文和冤案的制造者成为美国人心中的大英雄，甚至逼得美国人都成了三k党，他们才高兴?这就是他们的“民族主义”? 　　好在美国的自由没有那么孱弱。应当说美国人民对他们的自由、开放十分珍视，几年前俄克拉荷马联邦大厦爆炸案后曾有人力主强化情报治安部门的搜查等项权力，但在民主机制下都被否决了。他们宁可承担风险，不愿减少自由。这次惨祸使“安全优先”的呼声又起，而且似乎已经发生作用。但是反对为“安全”收缩自由的声音已经作出了强烈的反弹，使得“安全”对自由的限制仍然不会走得太远。有趣的是：在美国最坚决反对为“安全”限制自由的正是所谓左派!那才是真正的左派!而我们这里天天咒骂自由并对自由的人们惨遭毒手幸灾乐祸的那些“左派”，都是什么东西! 　　美国的自由当然不是没有缺点的，在我看来，例如公民可以持有武器就未免自由得过头了。我是不赞成公民持枪的。但人们也看到：这种过分自由造成的安全风险主要是上层承担的，美国七分之一的历届总统遭到过已遂和未遂的枪杀，与之相比一般公民遭枪击的几率微乎其微。(尽管我们的传媒——当然，首先是美国的自由传媒——几乎对美国社会上的每一起枪击案都大加渲染，但有心人可以统计一下美国人持枪率与枪击发案率的比例，再与我们的这一比例对照;更简单的是看看美国人遭枪击的比率与斯大林体制下苏联人被枪决的比率。)这一对比不会使我认为公民持枪权是可取的，但却使人对统治者承担如此风险却只能服从民意的这样一种机制感叹不已。在斯大林的体制下独裁者倒是安全了，可是人民，正如赫鲁晓夫后来说的，“每个人上班时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而在自由制度下，与领导人的风险相应的是公民的安全：美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不受制约的权力大规模侵犯民权的事。仅此一点就掩盖了公民持枪权的缺点(当然，掩盖了不等于消除了，缺点终究还是缺点)。然而9.11事件显示的恐怖主义威胁可比公民持枪权严重得多，看来在自由与安全之间的确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但9.11以来的事态表明，美国人民有决心也有能力在邪恶的威胁面前捍卫自己的基本自由。 　　人们对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可以有各种看法，对美国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所作所为更可以有各种评价，但这与9.11事件这样的人道主义灾难在性质上是不能混淆的三件事：在权力制约机制下美国国内的民主宪政与市场经济有可取之处，承认并借鉴这些长处并不影响人们谴责实力不受制约的美国外交中国家利己主义倾向在国际上的专横行为。而谴责这种行为也决不意味着人们对9.11这类残忍卑鄙的反人类暴行可以熟视无睹甚至幸灾乐祸。这不仅仅因为灾难发生的“世界贸易中心”并不只是美国公民的活动场所，而且是包括两岸三地四方中国人在内的国际商业社会的重要活动中心，蒙难者中也包括我们的同胞。也不仅仅因为世贸中心那样的写字楼是中小企业云集之地，并非各自有其办公大厦的“国际垄断资本”的象征，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疯狂的恐怖活动如果在美国的土地上得不到制止，那么它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将成为善良无辜者头上的悬剑，9.11之后没几天我们的同胞在菲律宾被恐怖份子杀害的惨剧就是证明。 　　如今有些网友在网上不负责任地为这样的事情叫好，甚至把它说成是所谓“超限战”的范例。这是极其错误的。所谓“弱者为了对抗强者可以不择手段”的理论，不仅在策略上从来不是“对抗强者”的成功之道，而且在道义上它也往往成为以“弱者”为理由欺凌、蹂躏更“弱”者的强盗逻辑。在历史上，不受制约而又“不择手段”的势力真能“抗强”者极少，抗强无方凌弱有道者较多，而完全恃强凌弱、欺软怕硬的更是不胜枚举。不能忘记：当年日本法西斯就是以受西方压迫的弱者自居，以为了对抗“西方列强”和“白人殖民势力”必须用暴力来“解放”亚洲的理由，发动了罪恶的侵华战争，制造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惊世暴行。在当今时代，即便不谈人道立场而仅仅从民族—国家利益考虑，“不择手段”的理论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它不仅对外败坏我们的国际形象，而且对内无异于为恶化我们国内的社会问题开启祸端——靳如超式的反社会罪行姑且不论，边疆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用这一“理论”制造恐怖事件，这决不仅仅是一种假设。俄罗斯在这次事件中之所以放下与美国的利益矛盾，而积极呼吁国际社会联合打击恐怖主义，是与他们在车臣等地吃够了民族主义恐怖份子的苦头分不开的。如果我们不警惕这样的“理论”，到头来吃苦头的就决不仅仅是俄罗斯了。 　　来源：2013年04月19日08:04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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