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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柠:日本特高警察的来龙去脉 | |
http://www.CRNTT.com 2012-07-07 09:52:04 |
缘起:“大逆事件” “大凡对那些试图破坏国家现状、扰乱社会秩序……否定国家体制之徒,国家将不得不走自卫的道路。”在1911年3月(明治四十四年)召开的第二十七届国会上,内务大臣平田东助痛陈国家在“危难”关头,奋起维护稳定的必要性。结果,就在这次国会上,出台了一个新政:从当年8月21日起,在警视厅设立“特别高等警察课”(课相当于中国行政体系的处),以应对国内日益升温的赤色思想宣传和社会政治运动——这就是被称为“特别高等警察”(简称“特高”)的秘密警察组织的由来。 导火索是一年前的“大逆事件”。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被诬私制炸弹,密谋刺杀明治天皇,24人被捕(罪名是“大逆罪”),其中12人被处刑。然而,史料表明,这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卑劣的政治构陷,目的是绞杀尚处于摇篮期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幸德秋水在终审法庭上痛斥公诉方:“连一个证人调查都不做,却胆敢作出如此判决——这是一场暗黑的审判,汝等要知耻!” 但在当时,因真相完全被屏蔽,事件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桂太郎首相假惺惺地对明治天皇表示,要承担出现“皇国前所未有之罪犯”的责任,并提交了辞呈。天皇则表示,“事件系随时局变迁而伴生的余弊”,内阁并无责任,驳回了桂的辞呈。 彼时的日本,正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兴未艾,而资本主义文明尚未完全成型的时期,如细井和喜藏在其著作《女工哀史》中所描绘的工人低工资、劳动时间过长等“低人权”现象普遍存在。劳动者的不满自然导致怠工、罢工的出现,且这种自发的反抗,日益成长为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理念的民众有组织的社会运动。而这恰恰是统治层所恐惧的,奋起维护稳定,是其本能的诉求和现实选项。事实上,创设之初的警视厅特高课,仅下辖两个系(行政权限上从属于课的部门,相当于中国的科):特高系和检阅系。后者主要负责新闻出版审查;前者则负责各类行会、同盟的罢工、罢市活动的取缔和爆炸物取缔。可见,特高创设的背后,确有应对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大背景。 尘封的“黑匣子” 围绕如何取缔社会主义运动的问题,统治层内部有两派意见。在桂太郎之前任首相的贵族长老西园寺公望持相对温和的立场,认为以强权解散社会主义政党,无异于逼迫他们转入地下,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而桂太郎则持强硬立场,力主“社会主义根绝论”:“虽然目前是烟幕状态,一旦延烧起来的话,将无法收拾。” 其实,桂并非“社会主义根绝论”的始作俑者,他的身后,还站着数一数二的政界大佬、明治官僚制的“总设计师”山县有朋。“大逆事件”发生后,精英层的危机感明显加深。1910年9月,山县在上奏明治天皇的题为《社会破坏主义论》的著名意见书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根绝论”,主张从社会政策上预防社会主义的发生。同时,对桂内阁施加压力,要求官僚扩大警察的权限,以严刑重罚来弹压、取缔左翼社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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