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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用公平正义打破转型陷阱

http://www.CRNTT.com   2012-03-01 08:50:27

重建社会公平正义 　　问：在当前的利益格局和体制背景下，我们寄希望于社会的成长壮大能够形成一种博弈力量，但现实是，社会结构的定型阻碍了其活力的产生，并且形成了阶层对立感，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孙立平：从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贫富的问题就开始逐步凸显。但在那个时候，所谓的贫富处于不断变化中，谁是穷人谁是富人是不固定的。但是时至今日，情形已经完全不同。在过去的10几年间，贫富的问题已经开始落实到人头上，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基本差不多了，而且不太容易发生变化了。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改变地位越来越难，就是下一代要改变都已经越来越不容易。于是，就有了种种“二代”的说法，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体制内二代、体制外二代等等。这个过程就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 　　进一步说，社会结构不但在定型化，而且开始再生产，这种定型下来的社会结构我们称之为断裂社会。一个逐步定型下来的断裂社会所形成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回首1980年代，那时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而现在，社会的氛围变得日益压抑和沉闷，这与结构定型，与门槛加高是不无关系的。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仇富”与“嫌贫”的意识不仅仅是源于贫富差距的拉大，更是源于贫富的固化。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在1980年代，不同的群体对自己的状况都有满意的方面，也都有不满意的方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普遍的不平衡感。现在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心态，也是一个社会的弹性之所在。而现在，在一部分群体中，尤其是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形成的则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问：在过去的几年中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官民、劳资、族群之间都出现过对峙的状况，您如何看待例如乌坎事件这样的社会现象？ 　　孙立平：乌坎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问题的缩影。乌坎实验的意义就在于，看我们能不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民众具有表达自己利益和进行博弈的权利，社会具有化解矛盾保持基本稳定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两个症结。这个实验中，包含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这个比包产到户那次更难，因此也就更有意义。如果成功，我们有可能找到新路，如果失败，将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打击。 　　乌坎选举的意义在哪里？有人说不要夸大乌坎选举的意义，因为类似的选举其实早就存在，甚至还有做得比这个更好的。如果就选举本身来说，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我想，如果将这次选举放到整个事件的链条中去看，意义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和那些风平浪静中的选举相比。这个链条是：由于某一事由发生了牵扯到官民关系的剧烈社会矛盾，经过一段双方的试探和博弈，最终选择了一种用理性和妥协解决矛盾的方式，用选举这种民主的方式形成一个制度性的构架，促使矛盾从可能的恶性循环走向制度化的良性循环，同时满足民众表达争取利益权利和政府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需求。这一过程包含了中国政治的一些基本逻辑，论证了在较为严峻情况下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具有促进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化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潜力。 　　问：“顶层设计”在“十二五”当中被进一步强调，在您看来，“顶层设计”应该如何突破转型陷阱、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孙立平：改革陷入困境，不仅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是很困难的。即使是顶层设计的改革，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也很难推进、实施。 　　现在都在说改革和革命赛跑，但不是什么样的改革都能和革命赛跑，只有以公平正义为宗旨的改革才能与革命赛跑。因为革命的动力就是实现公平正义。如何以公平正义来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所需要的，并不深奥、复杂，而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勇气。多少年来，罩在改革头上最大的魔咒，就是犬儒主义，就是对不公平、不正义的默认，是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哲学，过于讲究策略的圆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面对实质性问题的勇气的体制性拘谨。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执政大国，智慧、谨慎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勇气和魄力显然要比智慧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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