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

郑永年：当代中国外交的文化地缘环境

http://www.CRNTT.com   2012-02-08 08:58:59

中西处理安全议题的差异 　　这两种文化首先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的数千年历史，使得中国具备了一个其他大国很少有的大历史观，善于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问题，也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长远的问题。中国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国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前者的理性往往和大历史观联系在一起，而后者的理性更表现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中国的这种理性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处理问题的方式。中国在处理国际问题过程中往往显得不慌不忙，具有足够的耐心。尽管西方称之为“拖延战略”，但实际上是中国想在这个过程中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中国把很多问题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这个过程在继续，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对一些难以找到解决方法的问题，人们往往求助于时间，把问题留给未来。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只要问题得到有效管理，不让其爆发出来成为现实问题即可。 　　其次是对战略的理解。中国所强调的“韬光养晦”战略，在西方看来只是暂时性的，只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机会，但实际上，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这一战略则具有永久性。在不同时间，中国使用各种不同的话语来论证“韬光养晦”战略，例如“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它是中国数千年“反应性外交”和“防御性外交”文化的当代体现。“防御性”外交最显着的表现就是“长城文化”。为了防御敌人搅乱自己的生活，中国修筑了万里长城，力图把敌人挡在长城之外。尽管这种战略在历史上并不算成功，但很能反映中国人的文化。 　　同时，这种文化也反映在中国的军事发展上。中国强调“止戈为武”，发展武器是为了反对武器的使用，防御性和非进攻性是中国国防发展的最显着特色。此外，中国只有当了解到其他国家会以何种方式、使用何种武器来威胁自己的时候，才会去发展某种武器，制定某种军事战略。中国很少有主动的，类似于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这和苏联不同，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不同，也和英国、美国不同。所有这些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出现了“争霸”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计划。 　　反应性外交更是反映在中国的日常外交事务中。在清末以前，中国是没有类似西方的外交部的。在传统“天下”观下，中国一直没有外交的概念。近代以来，尽管开始有外交的概念，但外交在国家的政治议程中很难占据重要地位。这种情况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中国往往缺乏主动的外交战略，整个外交系统都在反应性地运作，每天对国际事务作出“救火”式的反应。这种方式遭致了很多批评，认为有损于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事务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不过，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种反应性外交可能是个客观的存在。 　　外交没有被赋予其应有的重要性，和中国人的“围棋”概念分不开。基辛格在其新书《中国论》（On China）通过“围棋”和“象棋”的不同，比较了中西战略文化的不同。西方是“象棋”逻辑，是一种绝对游戏或者零和游戏的概念，即国家间的游戏更多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游戏。中国所秉持的则是一种“围棋”逻辑，这是一种相对游戏，或者是非零和游戏。很显然，在“象棋”逻辑主导下，西方外交获得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在西方诸国，无论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外交部长往往是少数最为重要的部长之一，地位显赫。而中国的“围棋”逻辑则表明，外交并非你死我活，就是说，外交就象做生意，只是一种相对的获得，今天你多赚一些，明天可能我多赚一些。既然如此，外交就不会具有紧迫性。和西方各国外长相比，中国外长在行政等级系列中所取的位置极低，其对中国外交事务的影响也甚微。 　　实际上，从再深一层次看，这两种“棋”文化和中西文化不同的本质有关。西方文化无论是基督教文化还是穆斯林文化都是宗教文化，是一种排他性的使命感文化。使命感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要去改变“他者”，使“他者”转化成为自己；如果改变不了，那么这个“他者”就很容易被视为是“敌人”。而中国文化则是世俗文化，没有使命感，并且具有包容性。中国文化不仅从来就没有想去改革“他者”，更重要的是始终持开放的态度，来主动接受并且包容“他者”和他者的文化。

【 第1页 第2页 第3页 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