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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东亚：从自由到威权再到多元？

http://www.CRNTT.com   2011-01-31 09:48:03

南方都市报：根据你们的研究上，您是否认可“东亚模式”的提法？  　　房宁：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呈现出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当然，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亦有所差别，其中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比较典型，台湾因特殊的政治环境，“自由民主体制”不典型，而新加坡经历了比较典型的“自由民主体制”和“威权体制”，目前正在建构一种新加坡方式的多元体制。有些国家如韩国、泰国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在自由民主体制与威权体制之间经过了反覆，甚至是多次反覆。泰国从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在自由民主体制与威权体制之间出现了两次体制的反覆。  　　从每个政治体制类型所维系的时期来看，也呈现有规律性，东亚五国一区的自由民主体制大致维系了13到15年，威权体制维系的时期也近似，大约是31年。 威权体制具有新内涵吗？ 　　南方都市报：除了这些，对以往的研究有没有新的突破，或者说有所“证伪”？ 　　房宁：关于威权体制，西方原来的看法是经济上的自由和政治上的专制，但是我们对它的定义是：威权体制是东亚工业化时代的“民主体制”。当然这会有很大的争议。我们在最后的报告中没有明确这样说，不愿意引起争论。  　　谈到民主，如果从英国大宪章开始算，有八百多年，如果以法国和美国的大革命算起，有两百多年，西方现在这样的民主制度严格地说是“二战”后才最终确立的。美国也只是到二战后才实现了现在这样的普选。纵观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其含义最基本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的开放以及逐步扩大保障人民的权利；二是政治权力产生和运行采取“多数决定”的原则。“大宪章”之所以被视为近现代民主政治的起点，就是因为开辟了权利保障的先河，当然还权力的制衡。而权力的开放，在西方政治史上那是很晚近的事情了。  　　为什么威权体制下的国家能够迅速实现工业化？这是一种普遍的、几乎是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包括亨廷顿在内的许多西方思想家理论家都注意到了一个历史性现象。然而为什么会有这个历史现象？以往是语焉不详。根据我们的研究，威权体制与工业化的关系，最根本的是：国民权利的保障，是经济资源、市场对国民的开放，这与专制社会的特许是不一样的。经济社会权利的保障与资源的开放激发了社会动力，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被释放调动起来，为工业化提供动力。  　　威权体制促进工业化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国家权力的集中。过去讲威权体制是市场经济加政治专制，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在政治上，威权体制也是有变化的。我们说封建专制制度，它的权力指向是维护少数统治集团的利益，东亚的威权体制也有维持统治地位的因素，但它加入了不少其他因素。这些国家集中权力的目的有了很大变化，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运用权力推进国家工业化，都是为了实施国家的战略性发展。东亚国家集中国家权力用于我们所说的“战略性发展”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制定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规划；第二，提供一定的初始资本、启动资金，如韩国的“新村建设”等；第三，发展基础设施，包括建立开发区集约发展等；第四，建设法制、教育、文化等“软环境”。  　　威权体制下的保障国民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形成一种十分特殊的政治机制和社会效应，即避免了“分配性激励”，而形成了一种“生产性激励”。所谓“分配性激励”是在工业化时代，社会流动增加和社会成员身份大变动的时代，如果开放政治权力，就会为社会集团和个人通过政治参与和获取政治权力以求社会流动和身份改变的机会和途径。那样的话，必然形成广泛政治争斗，而这正是东亚国家早期自由民主体制下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所在。关闭政治权力通道，而放开资源，开放经济社会权利，则形成了驱使各个群体通过经济活动获得社会流动、获取财富和改变身份的机制，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性激励。这是我们对威权体制重新认识。我们认为这是东亚国家与地区在不约而同地转型威权体制并迅速工业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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