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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 所为何来

http://www.CRNTT.com   2010-01-20 10:07:21

再有三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越美国；再过三十年，在人民共和国庆祝第二个一甲子时，我们的人均收入也将超越美国。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是“愿景”。为了实现这个“愿景”，我们应该政治上不折腾，经济上不动摇，国际上不偏袒(不偏袒侵略性极强的西方，求公正，求和平)。这是我们从六十年中国和世界经验中得出的认识。 　　《瞭望东方周刊》：提到中国模式往往与西方模式相比较，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不少人认为中国模式挑战了西方模式，你如何看待西方模式的未来？ 　　潘维：西方体制仍然有前途。我从未认为中华体制比西方体制优秀，也不会反过来说西方体制比中华体制优秀。适应自己的生存，是体制生命力所在。中华体制与西方体制没有必然的冲突，强大的中华体制与强大的西方体制可以很好地和平共处，除非西方领袖们认为全世界其他几十亿人，包括13亿中国人，都“必须”遵行西方8亿人实行的体制，挑起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 　　我本人认为，世界大同，地球人建立共同的政府，是不可避免的。我在那篇中华体制的文章中写下了个人的猜想，这个世界大同的前途大概用不了三百年了，也就是说，三百年内，世界的“国”可能都不存在了。在那未来的大同体制里，西方体制和中华体制都会留下自己的基因。我猜中华体制的基因可能更多些，因为更适合世界大同。“多数决”不仅在逻辑上的自洽性差些，也难符合世界人民和谐共处的实际要求。中华体制本性宽容，以“天下”为念，不以西方学理中的“民族”为单位，正所谓“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冷观中国模式 　　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这大概是热议“中国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层的心理动机。 　　尽管学术界和传媒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温度炽热，但是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官方并没有公开表示接受或者反对。 　　或许也正因为此，《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刊出的四篇反思“中国模式”的文章才显得格外醒目。除了这份报纸是由中央党校创办，四位作者尤其前两位的身份更引人注目——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原国新办主任赵启正，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施雪华。 　　“我们想借这组文章来起一个引导的作用。”《学习时报》 理论部主任刘学侠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经济发展的确表现得相当不错，但我们也还是有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模式’的概念掩盖了一些问题，容易固化僵化。” 　　四篇文章作者之一的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对本刊记者直言：很明显，一些西方人士谈论“中国模式”时，在热捧中国甚至“捧杀”中国。“在我看来，作为亲身经历并见证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进步的学者，应当对‘中国模式’的提法保持应有的清醒头脑。”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及不同声音的加入，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正被推向一个高峰。 　　中国“被G2” 　　“这次会议上，美国将把火炬传给中国。”美国国务院的一位人士在2009年4月20国集团金融峰会召开前告诉他的日本记者朋友。这位日本记者后来写道，正如其所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后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已不能继续担当世界经济的引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约定定期举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奥巴马总统有没有向中国发出诸如‘让我们一起来领导世界吧！’这样的邀请，我们不得而知，但外界将奥巴马前面的讲话解读为美国要扩大美中共同领导世界的‘G2’路线。”他这样写道。 　　在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看来，国外热捧中国的动机复杂，有真心说好的，也有别有用心的，“但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这是肯定的”。 　　“G2”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伯格斯滕发明出来的概念。2008年7月，伯格斯滕在美国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文章，为美国“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提出解决之道：建立中美两国平等协商、领导全球经济事务议程的“G2”模式。 　　伯格斯滕所言的“G2”其实是为了应对中国在WTO、汇率、贸易等问题上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克服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在他看来，唯有以“完全的权利、真正的共同领导地位”才足以“吸引中国”，“创造一种全球急需的有效领导”。同时，他承认，“G2”模式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在其他领域“未必更有效”。 　　但是随着美国战略家的介入，原本影响力局限于学术界的“G2”概念迅速走红兼而走样。“热炒起来主要是因为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两人。”马振岗对本刊记者说。 　　2009年1月12日，在北京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活动的一次会议上，美国著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说，中美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根源，现在需要全力推进一种非正式的“G2”。随后发言的基辛格对此多有附和。“G2”逐渐被阐释为“中美共治论”而广为传播。 　　当时在会场的一位中国高官告诉本刊记者，听到二人的发言，他立刻感到不妙，“中美共治，不就是让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跟美国扛世界吗？” 　　同年5月20日，温家宝总理在捷克举行的中欧领导人会晤上对记者表示：“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总理表态后，基辛格这方面言论有所降温，但仍然有人在继续炒作。”马振岗说。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评论说：“中国被G2了。” 　　一些人的动机是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 　　“中国责任论”似乎是与“中国模式论”相伴而生的。在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之后一年多，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就美中关系发表专题演讲时说，“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 　　佐利克“利益攸关方”的讲话被视为“中国责任论”正式浮出水面的代表。一年后，“利益攸关论”被写入了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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