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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智库：中国模式展示“三大力”

http://www.CRNTT.com   2021-05-04 00:01:52

国学大师钱穆在《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展现了中国历朝历代在建立之初的制度有效性，但它们又都不免于最终的制度衰败而导致王朝溃败与更迭。究其原因，或是在于没有很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或是因为贪恋以往的制度红利、渐而偏执于制度依赖，而忽略了适时自新。中国之外的国家同样如此，欧洲自罗马帝国崩溃后，曾长期陷入“黑暗的中世纪”，近代以来则不断发生内乱或者对外战争，直至20世纪中下叶后，才表现出较好的治理和稳定的秩序。西方国家也因此陶醉于自己的“制度优势”，不再惕厉反思、与时俱进、开展制度革新。冷战刚刚结束，美国学者福山便贸然提出“历史终结论”，宣布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到来，就是这种志得意满社会心态的典型表现。英国学者哈罗德·帕金却在那时指出，“如果西方国家的社会精英们一味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幸灾乐祸，不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有可能在未来重演苏联和东欧国家刚刚遭受的命运：社会不满、经济内爆和政治崩溃。”二十多年后，美国、欧洲国家当前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混乱现象，正在验证帕金的远见。而与此同期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西方宣告“历史终结”、分享“冷战红利”之时，东方的中国并没有因为社会主义陷入低潮而就此跌落谷底、一蹶不起，反而是砥砺前行、守正创新，杀出了一条血路、开辟了一片新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而且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也独树一帜，屹立东方。 　　不可否认，任何社会制度在产生之初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能否持久存续、永葆健康和活力，则取决于该制度是否能够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并在其中扮演正向驱动、向治求治的角色。而一旦其逆世界潮流而动，即使一段时期内继续存在，但终究难以逃脱“躺在历史的轨道上，等待未来的列车从身上碾过”的命运。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制度变迁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为激进式制度变迁，即根本制度的更替，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替代；一种是渐进式制度变迁，即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各种具体制度的不断微调、改良与创新。从社会制度嬗变角度加以审视，新旧制度更替必然要经历碰撞与竞争，要在各自的不断实践发展中向人类社会展示其进步性，并最终接受时代的选择。实践中，这一过程通常要藉助战争或重大突发事件这一制度优劣的试金石进行驱动、检验和加速。 　　二、中国制度在全球制度竞争中脱颖而出 　　人类“是生存还是毁灭”？400多年前莎士比亚曾提出类似的问题。今天，当新冠疫情被描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危机，各国共同面对这场执政大考时，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再次摆上了日程。 　　危机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人心的得失，映射了制度的优劣。现实世界中，在应对全球新冠疫情的态度和方式上，世界已截然分成了两部分：一个是社会主义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人类共赢；一个是资本主义美国奉行的以邻为壑，一意独善其身。一个是奋力拼搏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却显示出人定胜天的斗争精神和生命要得到平等尊重的人文关怀；一个是代表全球科技和经济巅峰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却暴露出视人命如草芥的自私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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