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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常态”

http://www.CRNTT.com   2014-08-02 09:57:03

第四个促使中国转向新常态的因素就是制造业回归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经过金融危机后的反思，发达经济体认识到长期“外包”政策和国内产业空心化，造成诸多社会弊病。因而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都呼吁要“重新回归制造业”，并宣称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重构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以美国为例。为提高美国制造业吸引资本和投资的能力，美国政府正在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降低美国制造业的税收负担，并使暂时性减税措施永久化。2010年8月11日，奥巴马签署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降低非美国制造、但美国制造商必需的大量产品的各类关税。奥巴马表示，类似法案有助于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满足5年内出口翻倍的目标，“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美国工人可以和任何人竞争。”2010年9月美国又颁布了《创造美国就业及结束外移法案》，为从海外回迁就业职位的企业提供24个月的工资税减免，并终止向海外转移工厂和生产企业提供补贴、免税和减税。诸如此类的措施，都是为了推动制造业回归。 　　除了税收政策调整外，美国制造业劳动力相对成本正在下降。尽管中国制造业小时工资还远不及美国的水平，但中美间成本差距正在逐步缩小。2010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了6.1%，单位劳动力成本降低了4.2%，从2002年至2010年，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累计降低了10.8%。相比之下，中国的劳动力报酬增速比生产率增速要快得多，从2005年至2010年，工人的工资水平以每年19%的速度递增，而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全负荷成本只增加了4%。 　　第三次工业革命又为制造业的回归做了技术上的准备。美国制造业回归的重点在产业升级，高端制造是其战略核心，积极在纳米技术、高端电池、新能源与新材料、生物制造、新一代微电子研发、高端机器人等领域加强攻关。这将推动美国高端人才、高端要素和高端创新集群发展，并保持在高端制造领域的研发领先、技术领先和制造领先。最新的发达经济体金融危机，在相当程度上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为了实现健全的经济增长，就需要矫正全球经济失衡，再平衡是重建稳定国内经济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全球经济也正在寻求新的平衡过程。贸易顺差国家的经常账户顺差与GDP之比在下降，逆差国家的经常账户逆差也在逐渐改善。制造业回归将促进新一轮全球供应链重组和国际分工体系，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全球经济再平衡，不仅意味着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将减弱，而且也意味着，即便没有改革中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国际收支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也将弱化，从而极大地增强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中国经济新常态之“新”在何处 　　文章表示，在总结了中国经济旧常态和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之后，便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经济新常态到底“新”在何处了。不妨将中国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在增长速度换挡、结构改革阵痛、社会矛盾愈发尖锐时期，集中体现为与潜在增长率相协调、与过去一段时期高增长相较而言现实相对较低增长率的社会经济形态。经济新常态既是经济规律、经济周期自身运行、国内环境与国际大环境变化客观结果，也是政府对经济运行主观认识变化的结果。前者体现为因经济供给面约束而使潜在增长率下降；后者体现为宏观经济政策积极主动地顺应潜在增长率的新变化，而对通过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心理”保持了高度克制和冷静。 　　经济新常态更体现了政府政策目标函数的重大变化，即政府赋予GDP增长率的权重明显下降，是对过分强调增长率的单一GDP主义执政理念抛弃。经济新常态在强调更灵活、公平的竞争机制使经济维持在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总量增长水平，是内生于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市场化的自然增长，而不是通过刺激政策实现的“拔苗助长”的增长。 　　在新常态的增长率足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总量目标的前提下，它更注重机制的创新和结构上的平衡。因此，新常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市场准入，通过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提高经济自身应对冲击的灵活性；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资源承载力相协调的增长，即习总书记所说的“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强调包容性增长，让老百姓充分享受经济增长成果，这不仅要求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也要求真真切切地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好物价和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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