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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角色、目标和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4-05-04 08:37:10

其次，减少经常账户顺差。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完成了从经常账户逆差向顺差的转变。由于经济规模的影响，入世后的中国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总体上看，全球经常账户失衡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阵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逆差阵营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与发展经济体的顺差阵营。实质上，这一局面是由于美国自身的经济政策造成的。第一，基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可以低成本对外融资，通过高负债支持国内的高消费和低储蓄，维持本国经济繁荣的同时为亚洲新兴经济体提供了充足的外部需求，看似平衡的结果造成了目前金融危机后的大幅失衡。第二，美国金融监管的不力和严重缺失所导致的过度投机与流动性过剩，在调高增长预期的同时，制造了大量的资产泡沫，加深了全球的外部失衡程度。为了转变这种局面，扩大自身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美国一直指责中国人民币大幅贸易顺差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这实质上是不合理的。 　　与经常账户顺差直接相关的是人民币币值问题。自中国入世以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呈现快速增长趋势，美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向中国政府施压，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严重低估人民币币值，要求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升值。2010年以来，作为美国调控世界经济主要工具的IMF连续发布《全球经济展望》中认为人民币处于被“大幅”低估的状态，不止一次地通过各种途径督促人民币升值，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虽然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分别达到了32.8%和56.6%，但来自西方国家针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依然不绝于耳，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尤甚。 　　最后，扩大国内市场。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快速增长的中产阶级将为世界贡献出惊人的购买力，将为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的出口需求，进而满足国内就业压力的需要，这一点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后迫切需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出发点所在。这一点与中国自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不谋而合。但区别在于，中国扩大内需的主要出发点在于消化长期积累的严重过剩的出口产能，西方要求中国扩大国内市场的出发点在于放开对外资进入中国的管制，降低进口商品的关税，有更多的中国消费者购买西方生产的产品，以满足其国内就业的需要。 　　二、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目标 　　文章认为，完全改变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不现实的。中国需要在应对西方诉求的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对出口过度依赖的局面，甚至让渡部分经济利益，协助发达经济体走出危机。从长远来看，这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未来的5年到10年，这一过程将会结束，世界可能面临不确定性。西方复苏的这段时间是中国确立在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地位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有效利用这段时间实现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目标，为延长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创造有利条件。 　　第一，建立单一的全球金融监管规制。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全球金融治理安排的缺陷：金融运作中缺乏数据，信息不对称；少数金融垄断操纵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运作；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巨大而迅猛的外汇投机风潮和巨额跨国投资的快速撤离，特别是短期信贷危机。美欧等发达国家在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后，均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量化宽松政策，似乎这已经成为脱困的唯一良药，虽然暂时阻止了经济继续滑向深渊，但却不是长久之计，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将会在不久的将来逐步显现。治本之道在于加强金融治理，建立新的金融治理体系，强化金融监管，规范国际金融市场。 　　当前金融治理在全球协调层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金融监管机构各自为政，互不协调。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要监测各国宏观经济，巴塞尔委员会专注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而国际清算银行（BIS）主要是促进国际货币与金融服务，为各央行服务。第二，缺乏全球性跨境监管机构，各国金融监管缺乏统一协调，与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本自由流动不相适应。第三，美国在国际监管及评级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将全球金融治理作为维护美国和美元利益的重要工具。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应将参与并建立全球金融协调，成为新的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作为战略目标。长期来看，参与全球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对中国利益极大，不仅可以保护本国金融市场的安全，还可以对维护稳定的世界金融市场做出贡献。虽然中国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新兴力量，在资金的储备上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但在资本运作和金融管理方面尚显稚嫩。在此前提下，中国可以有效利用金砖国家机制、上海合作组织、G20协调机制，加强对全球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探索有效监管模式，逐步减少对外部评级机构的依赖，并且支持法国提出的建立单一的全球金融监管机构的设想，早日打破美英对金融监管体系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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