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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生产过剩是当前经济主要矛盾

http://www.CRNTT.com   2013-11-23 09:49:17

从短缺机制转向过剩机制 　 文章提出，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矛盾，不断引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只是在冷战结束后主要工业化国家相继走上了“虚拟资本主义”的道路，以物质产品生产过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危机，才转换成货币金融危机。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成工业化任务，所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传统特征——生产过剩，仍然是会引发经济危机的主要机制。这个矛盾在中国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后之所以会长期没有爆发，是因为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形态发生转变后，首先是形成了全球性的货币需求扩张，能够吸纳中国经济中所产生的全部剩余产品，这既表现在净出口比重的显着上升，也表现在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但是次贷危机爆发，全球货币需求的扩张被中断，这个矛盾就开始显露出来。 　 目前在中国内部的确隐藏着许多经济与社会矛盾，但细数这些矛盾，没有一个会在中短期从内部引发危机，而生产过剩危机却是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常态。中国还没有经历过生产过剩危机，但生产过剩状态却已经存在了好几年，并且正向更加严重的方向发展，这种态势会否把中国引入一场危机，现在还不得而知。但200多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却告诉我们，生产过剩与经济危机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 　 从生产过剩到爆发经济危机，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生产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危机才会爆发。从中国自己的经验看，过去认为7%的经济增长率似乎是一个必保的边界，这主要是从满足充分就业的要求考虑，目前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了改变，从就业看，更低的速度似乎也能接受。但是如果生产过剩日趋严重，就迟早会威胁到就业，因为过剩状态会导致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如果是爆发了危机，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也有可能。我估计明年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破7”，就业形势可能会比今年严峻得多。 　 与此相关并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在以往改革30年中，是怎样与何时从传统的短缺机制转向过剩机制的。有关生产过剩的议论，早在1997年前后就有人着文论证过，当时也的确出现过经济增长低迷的势头，并直到200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才走出这种低迷势头。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欠妥，因为生产过剩是个明确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即它是由特殊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特定分配体制所产生的，因此是经济制度内生的现象。 　 纵观中国以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1984年改革重心转入城市后，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沿着培育市场机制的方向发展，但是始终没有触及到产权体制这个市场经济的核心。以1997年党的十五大为转折点，在经济上“抓大放小”，推动国有与集体企业转制，在分配制度上提出“生产要素可以参与分配”。正是这一系列的改革使中国的产权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资本结构看，从投资主体看，从消费率所反映的收入分配结构看，都是在2000年以后才发生了巨大变化。 　 1998年以后，伴随着产权制度改革，长期以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产权结构，以及投资主体结构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产权制度决定分配制度，所以消费率的下降是在产权制度发生变化之后相应出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1997-2002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不断走低，我认为是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原因是始自1994年的宏观紧缩压抑了总需求的水平，比如贷款增长率从1993年的28%猛跌到1998年的15.5%，货币M2的增长率从1994年的34.5%猛跌到1998年的14.8%，外生性的变化导致了经济增长率不断走低，而不是内生的分配机制压缩了需求。第二个原因是1998年启动的各项改革，使企业内部形成了生产和投资的约束机制，此外在产权转换的初期，民营企业家的主要精力是放在企业内部的整合方面，比如下岗分流和处置不良资产，所以尽管1998年以后宏观政策转向宽松，投资仍然不活跃。如果说改革和调整会引起经济增长速度降低，1998-2002年期间是最明显的例子，没有这场大改革和产权制度大调整，也不会出现新千年以来中国经济高效益的高速增长。 　 明确中国何时出现了生产过剩的机制十分重要，因为生产过剩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生产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要求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与宏观调控体系，必须从以往适应短缺时代为基础，向适应过剩时代过渡。新千年以后到次贷危机爆发前，中国的这种转轨和改革迫切性不强，因为新全球化所创造的外需，可以基本上吸纳国内的过剩产品，但也出现了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显示出了国内的产品剩余转换成了外汇形态的价值剩余。次贷危机爆发后，随着外需的萎缩，实物产品过剩的矛盾就清楚暴露出来，成为阻碍增长的现实压力，转轨与改革的压力因此空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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