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对“APEC惯例”实行理论及实践创新

http://www.CRNTT.com   2013-08-23 08:54:23

资料图：apec上海峰会 　　中评社北京8月23日讯／澳门新华澳报评论员富权今天撰文《宜对“APEC惯例”实行理论及实践创新》表示，借用明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的平台进行“习马会”是一个好办法，但这需要对“APEC惯例”实行理论及实践创新来实现。 　　“习马会”，成为第二十二届“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的热门议题。从各方议论看，海峡两岸都有此热切期盼。在台湾方面，马英九一个月内三次提出希望能籍着明年赴上海出席“APEC”，实现“习马会”，显然是他已将之视为在民意支持度低迷之下实现脱困的唯一办法；而在大陆方面，实现两岸领导人会晤则被近期对台工作的最高战略任务，尤其是刚就任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在面临种种困难及挑战之下，实施“立威”的一个好方法。因此不少与会者都认为，“习马会”确是有此迫切需要，但如何实现则议论纷纷，而借用明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中国上海举行的平台，则是一个好办法。 　　实际上，在台湾地区政党林立、意见多元的政治态势之下，马英九根本不可能无须借助任何平台，就贸然“净身”登陆。否则，民进党就将会闹翻天，马英九自己的面子也拉不下来。因此，明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中国的上海举行，就是一个好机会，而且还是在马英九卸任“总统”之前的唯一机会。否则，下一次“APEC”非正式领导人会议又轮到由中国的城市主办，已是在十几年之后，届时马英九和习近平两人已离开了两岸最高领导人的岗位，会面的意义就已大为削减。 　　由此，前往渖阳采访“两岸关系研讨会”的台湾媒体，就仅仅捕捉着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与会并致辞的机会，在闭幕式后向他追问了此问题。孙亚夫回应说，大陆方面瞭解台湾当局领导人希望参加“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长期愿望，但实际情况仍应根据“APEC”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做安排。明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现已开始筹备，这是一回事；而“习马会”是一件好事情，真的要实践，双方都应该努力创造条件，“这是两回事情”。  　　这其中的“按长期惯例”，有台湾名咀认为是“向马英九迎头浇一盆冷水”。确实，从“长期惯例”的内涵看，北京是“婉拒”以马英九出席上海“APEC”的方式来实现“习马会”。 　　实际上，所谓“长期惯例”，可以追溯两岸三地参加及出席“APEC”的历史。一九九零年七月，在新加坡举行的“APEC”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联合声明》中，欢迎中国及香港、台湾地区尽早同时加入“APEC”。《联合声明》第二十七和二十八两款是这样表述的：“部长们注意到无论从当前的经济活动还是对本地区未来繁荣的重要方面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和香港三个经济体都对亚太地区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们重申一九八九年在堪培拉表示的意见，即希望三个经济体参加‘APEC’未来的磋商会议。”“部长们一致认为，应当与三个经济体进行磋商，并考虑到所达成的同时接纳所有三个经济体参加‘APEC’的安排，要能使三个经济体以及‘APEC’的现有成员均能接受，加入的时间或在汉城会议时，或在汉城会议之后尽可能早的时刻”。 　　一九九一年二至十月，中国政府代表就三方加入问题与“APEC”第三届部长级会议高官会主席、韩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李时荣进行了六轮谈判与磋商。中方在谈判中明确提出，必须在“一个中国”和“区别主权国家与地区经济”两条原则下解决三方加入问题，并提出有关方案。一九九一年十月二日，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秦华孙同李时荣签署《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台湾、香港作为地区经济实体以“中国台北”（CHINESE TAIPEI）和“香港（回归后改为“中国香港”）的名称同时加入“APEC”；台湾当局只能派主管与“APEC”有关的经济事务部长参加会议，台湾“外长”和“副外长”不得与会；“APEC”各方将严格遵守并确保上述协议的实施。此后，秦华孙就“APEC”不得在台湾开会问题与李时荣以互相致函的方式表明中方立场，并周知各成员。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国、中国台北、香港正式加入“APEC”。 　　这就使得“APEC”是在两岸都参加的国际组织中，唯一能够做到的在召开成员领导人会议的层次上保证全体出席。而具体的做法是，“APEC”邀请的是经济领导人，台湾地区派遗的代表是得到东道国邀请并经过中国政府同意的经济界高层领导人，而其他成员则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与会。这些领导人自然也是本国或地区的最高经济领导人，这就解决了领导人身份的争议。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首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台湾当局藉口《谅解备忘录》没有就台湾参加领导人一级会议作出规定，试图让李登辉作为“国家元首”的身份出席。遭到拒绝后，提出让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建会”主委的萧万长冠上李登辉“代表”、“特使”及“行政院政务委员”的头衔出席。对此，中国政府指出：根据《备忘录》精神，台湾参加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人员最高只能是与经济有关的“部长级”官员，并已就此与有关各方达成一致。最后，萧万长只以“经建会”主委的身份参加会议。由此形成了“西雅图模式”。 　　由此可见，台湾代表出席“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流程，是这样的：主办国要求台湾地区提出出席会议的人员名单，受到名单后征询北京的意见；北京同意的，即由主办国发出邀请书；北京认为不符合“西雅图模式”的，就由主办国与台湾交涉，直到北京认可后，正式发出邀请。 　　因此，从“长期惯例”的形成及执行过程看，台湾方面出席人员的关键是在于“中国认可”，因而才有马英九上台后，将之升格为前任“副总统”连战，以表彰他于二零零五年打破坚冰，进行“和平之旅”，并与胡锦涛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 　　明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主办权，又轮到了中国。由于中国对台湾出席人员的级别，具有关键的主导权，各个会员体都尊重中国的意见，而且这确是只有中国才存在的“问题”，因而当在轮到中国举办时，中国就可对这个“长期惯例”拥有更大的主导权，并就其外延进行诠释。由中国主办时，邀请何人将由中国自行决定；轮到其他会员体主办时，就必须严格恢复执行由“西雅图模式”所形成的“长期惯例”。 　　这就为以创新理论及创新实践来实现“习马会”，找到了实施的依据。邀请马英九作为“经济体领袖”身份出席上海“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样马英九就有了“登陆”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在会议结束后，继续留在大陆的马英九，即改以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进行会晤。这就即可实现世纪性的“习马会”，又可避过“国际场合”。 　　尽管孙亚夫表示，实现“习马会”还可以有其他办法，不一定是在“APEC。不过，这可能会遭到民进党带头滋扰。而利用“APEC”的平台，让马英九“登陆”，虽然民进党也将会有反弹，但反弹力度则可能是较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