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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香港文化人不再谈论北上？

http://www.CRNTT.com   2013-08-26 08:32:58

从小说的创作方面来讲，香港比较多的题材集中在《我城》《失城》《伤城》《孤城》之类的“城”小说；电影也是，《玻璃之城》《浮城》等都是以城市为主体进行情景打造。简而言之，这是一座只有城籍而无国籍的地方，内地那种色彩斑斓、波澜壮阔的历史类或乡土类作品都难以在香港得到复制。这种解释自然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譬如西西的《我城》就通过细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历史细节，而孕育出了今日香港的本土意识。不过香港空间的局促感，确实也给香港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一些问题。 　　香港人太忙了，非常讲究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每日在城市的石屎森林里为搵三餐而奔忙，回到家之后，几百呎的房间里又没有多余的地方再去放闲书和杂书。在读者的角色上，他们是不合格的，他们的口味也决定了作者必然要将题材更多的偏向于一次性速食作品和娱乐消费类作品。 　　二是指商业的阻力太过于强大，市场只关心单一的经济类话题。对香港来说，文学是一个谁比较出名的问题，文学馆的兴建也是一个是否可以匹配香港国际化大都会地位的问题。文字写得是否有深意并不重要，只要能多多卖书就可以了。而从文化政策的角度来看，香港不设文化局，所有和文化相关联的事务都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负责，在政府层面上，文化等同于活动，文化政策等同于邀请国际一流的表演者、艺术家来港举办各种演艺活动，从而扩大香港国际性的口碑。 　　在这种情况下，本土文学少有人问津，只能处于边缘的地带，文化人发不出声音，或者发出声音却难以获得支持，市场不理会，政府也不理会，只能在民间进行内部的自我消化。香港文学创作的困境，套用本土小说家韩丽珠在其代表作《输水管森林》的暗喻，就是“天色已经黑透，我仍然走不出巷子，如被困在迷宫般没有希望”。 　　这一段文化人的北上潮，和香港人经年累计的城市疏离感有着深厚的渊源。虽然西西写了“我城”，但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都被人们看成“他城”，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本土学者吕大乐曾将此形容为“浅薄的本土意识”，意指在前途未明的殖民地岁月里，抱有“过客心态”的香港人不愿作多于五年的投资，只是将其看作栖息的暂居之地，准备着大难临头各自飞。 　　到了回归之前的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香港人对未卜的前途感到恐惧和担心，九七就是“大限”，香港就是一座《玻璃之城》（虽然张婉婷导演的这部电影讲述的是黎明和舒淇的爱情故事）：玻璃从外观上看是繁荣和璀璨的世界，但是当飓风袭来的时候，却很容易破碎，那些繁荣在一瞬间就会烟消云散，再也无法复原。这反映出当时香港人普遍的焦虑、迷茫、不知前途的心态。在这样的心态之下，香港人纷纷选择移民，前往加拿大、英国、澳洲等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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