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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聿文：政坛“60后”会开创中国未来吗？

http://www.CRNTT.com   2013-02-27 09:58:13

另一方面，“60后”官员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其后改革的波折和反覆也影响到他们对事物的看法，深知改革之艰难。此外，在他们踏入官场后，一般从基层做起，对中国的基层比较熟悉，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而干部交流也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和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了解，从而使得他们对社会有着更深的理解，锻炼了他们处理不同事务的能力。 18大后30年里是“60后”官员黄金时间 　　总的来讲，“60后”官员既有对生活苦难的体验，又残留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但他们骨子里又追求变革，不过，他们对社会的变革又带有一种保守的性质，不愿用激进的方式去推进改革，而是对渐进改革情有独钟。另外，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大学教育虽使他们的学习研究能力和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的能力增强，具有国际视野，对现代性的认同度较高，可同时，也并不妨碍他们对中国社会事务的了解和认识，扎根本土，有国家荣誉感。这看似矛盾的现象统一于一体，孕育了“60后”官员独有的治理风格，即强调社会变革中的秩序重要性，推崇法制和制度建设以及柔性治理，从而使其施政具备较强的包容性。 　　但“60后”高官将来在主导中国的发展时，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有利影响，既取决于他们的理念和执政方式，也取决于历史是否有变革的需要，是否会给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空间和时间。 　　历史固然是人创造的，但在一些特定的时候，人能否创造历史关键看历史是否提供了相关条件，环境是否允许；也就是说，一个人有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还不行，还要看是不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这就是人的主动性和历史的主动性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能否青史留名，取决于他对历史是否自觉。 　　“60后”官员在中国政坛活跃的黄金时间是在18大后的30年里。这一时期是中国崛起的关键阶段，所谓关键，包括对内对外两个方面，尤其是对内部事务和矛盾的把握和解决。中国在未来30年的一个最重要最关键最迫切需要处理的事情，就是还权于民。 　　中共文件一向强调，要优先解决关系到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未来30年尤其是“60后”官员执政的后20年，百姓最关切的利益问题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国家的事也要百姓做主，换言之，不但要有个人的自由，还要能积极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真正做国家的主人。这既是由个人私有财产的增长决定的，也是由世界大势决定的。经济的发展，最终的结果是要增加百姓的财富，这样才合乎正义，而财富的增加必定就需要国家对财产的保护。 　　另一方面，世界大势就是自由民主，中国不能自外于这个大势，虽然实现自由民主的路径不同，但指向一样。所以，如何设置一个合理的政治构架，满足和实现民众参与政治事务，做主人翁的要求，就成为中国政治发展、政治改革的头等大事。它不能无限期拖延下去，“击鼓传花”，要“70后”甚至“80后”主政时去解决，历史不会给执政党这么宽裕的时间，必须在“60后”官员能够掌握主导权时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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