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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北京洪灾凸显老套路之下的新危机

http://www.CRNTT.com   2012-08-10 08:39:50

以上三种套路，其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逻辑，党领导群众，群众被视作失去能动性的大众群体。无论在灾情的哪个阶段，党政军各级领导，各个党员都被视为中坚力量，始终被摆在醒目的位置，其对于稳定灾区、恢复重建的重大作用；而各地群众，虽说会有“自发组织”“自发动员”，但是这都被视作是在党和政府宏观政策影响下的“先进举动”。因此，在灾情发生后，群众被视为被动的、需要动员和引导的力量，而党和政府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作用不可替代。党和群众，在这样的逻辑下，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高调宣传，集中展现“先进个人”的英勇事迹与“充满信心”的乐观前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官方媒体在传统媒体领域占有绝对地位。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官媒不得不以“社会责任感”出发，运用特殊的拍摄剪辑方法，宣传抗灾中的“先进事迹”，弘扬先进精神。而这种宣传背后，无一不是在宣传党和政府领导的合法性。 　　形象建设，用漂亮崭新的建筑来表明国家强大的物质实力和经济基础。一般来讲，会在灾后某个特定的“纪念日”，组织“民间代表”，到灾区参观灾后重建的巨大成果，用一排排“整齐的道路”和一座座“崭新的楼房”，来突显官方灾后重建的巨大成就。 　　应当说，以上我们提到的政治逻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效的，不仅较为妥善的处理的灾区的危机，而且突出了党和政府的政权合法性。但是，中国社会在2008年之后，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直接影响到了以上各个政府逻辑所能实施的社会基础。这些变化包括： 　　一，中国国力增长同“贫富差距”拉大的矛盾。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提出的发展方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致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都将自己视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困难和社会压力。而在2008年末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但是国内的民生问题依旧严峻。这反应在不久前的“神舟”飞船发射成功后，一方面官媒大力宣传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却出现了“民生问题比‘登天’还难”的民间言论。同时，中国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分化的严重，由于缺乏基本的监督体系，大量的“官二代”“富二代”轻松的占据了社会发展机会，而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农二代”却失去了社会上升空间，户口差异带来的福利差异，导致大量的社会年轻精英无法进入相应的社会职位，其怨气必然会不断聚集并成规模的爆发。 　　二，网络普及与信息传递的“非官媒”渠道。2012年，中国已经拥有5亿网民，对于80后90后来说，网络成为了最重要的信息沟通渠道。网络的传播，使得更多的“负面消息”通过网络曝光，比如著名的“郭美美”案，当局的遮遮掩掩，使得民众失去了对于政府慈善和捐款的最基本信任；而汶川灾后重建暴露出的一系列贪腐问题，让民众对中国政治现状更加不满。网络庞大的信息量，使得传统的信息监管不能及时奏效，往往只能在某些“危机”出现之后，机械的予以“删帖”“屏蔽”，而这又反过来证明了信息的“真实性”——如果是假的，干嘛不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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