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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桩医院血案的背后（上）

http://www.CRNTT.com   2011-10-16 08:12:28

根据同仁医院公布的治疗经过，王宝洺因“持续声音嘶哑4到5个月”，来同仁就诊，被诊断为“鳞状细胞癌”，也就是喉癌。由于王宝洺的主业是办书法培训班，他以自己的职业需要为由，要求保留发声功能。主治医生徐文给他采用了“全麻支撑喉镜下CO2激光右声带扩大切除术”——这是一种既能保留其声带，同时也能通过灼烧方式杀死癌细胞的微创手术。同仁医院公布的治疗经过称：“根据术后送检标本的病理报告：外切缘部分区可见肿瘤细胞。据此推测肿瘤外侧切缘可能存在肿瘤组织，为避免复发，告知患者家属需进一步放射治疗，或行喉部分切除术。我院无放疗设备，遂转到外院治疗。”但显然后续治疗的结果并不理想，王宝洺最后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做了全喉切除手术。他失去了所有声带，无法继续从事书法培训，喉咙处还因手术留下一个洞，他不得不蓄起长胡须遮盖那个难看的创口。 　　如果按照同仁医院的讲述逻辑和自查结果，徐文的处理并无不当，这是一个病毒无限性超越医学技术有限性的病例。同仁医院的一位老医生告诉本刊记者，病毒的发展千变万化，尤其癌细胞的特点就是多变。有时候患者从病理检查到做手术之间的10天，病毒都会迅速发展或者变异。一位肿瘤医院的医生对本刊记者说，按当今医学的发展水平，早期喉癌一般不算疑难病症，首次手术不能完全切除病变的情况并不多，即便有所残留，通过放疗也能清除干净。“我们医院有的鼻咽癌病人就直接用放疗的方式治疗。”至于王宝洺体内喉癌病毒超乎常规的恶性发展，这位医生无奈地说：“有时候，这就是命运”。 　　但这仅仅是一个有关命运的悲剧吗？王宝洺的仇恨，强烈并清晰。他对徐文的砍杀，刀刀见骨，但并不伤及他人。当医院的同事反应过来，上前阻止后，他把凶器扔到地上，不紧不慢地从楼梯离开现场。一位三甲医院专门处理医患纠纷的医务处处长对本刊记者说，按照他对医患纠纷的处理经验，患者和医院、医生处于对立状态很常见，但仇恨发展到这么强烈的地步，“他身上一定还有故事发生”。 　　同仁血案是近年来紧张医患关系背景下的一个极端事件。要追溯这些积怨的源头，或许要从30年前说起——仿效农村联产承包制的医院承包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强调对医院断奶断粮，让医生自己养活自己。医生这种职业是以道德和信任为基础的，但医院承包制之后，合同层层传递，院方承包，科室承包，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被改变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对本刊记者说。他将此称为医院“冲击道德底线的原始积累期”，出现了一系列潜规则：高价药，大检查，送红包……也孕育出了一些超大型医院——它们的规模、技术与病源相互递增，成为奇货可居的社会资源，但也因行业道德信任基础的缺失，遭遇更多的拷问和质疑。曾经担任过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陈志华律师告诉本刊记者，大医院的医患纠纷数量远远多于小医院。一方面是因为病源高度集中的庞大基数，另一方面或许是在“冲击道德底线的原始积累期”形成的大医院印象。这些印象有的来源于普遍的现实，有的来源于不良医生的个体行为，有的则来源于患者对这个专业性极高的行业缺乏了解的想象，但都被固化，并成为医患纠纷中负面的催化剂。 　　一种印象是有关技术的。“当道德信任没有了，就只剩下技术信任。”袁钟对本刊记者说。庞大的病源可以让医生专业分类更细，北京的大医院都有自己的招牌科室，同仁医院就以眼耳口鼻科名声在外。甚至一种病和一个医生之间形成稳固的联系，这在全世界都很罕见。袁钟给本刊记者讲了一个事例。协和医院有一位医生，被别的医院邀请去会诊一名红斑狼疮的病人。书上的激素用量是500个单位，但这个医生毫不犹豫地建议先使用1000个单位攻一下。这是一个超越规则的冒险举动，也是这位协和医生在接触过海量红斑狼疮病人后的经验选择。西医学是建立在解剖、生理、药理基础上的科学，但每个病人的个体差异又决定了医学的不确定性和艺术性，这正是医学的魅力所在。大医院的医生更能体会这种艺术性和魅力，也更要面对不确定性和盛名之下的风险。“我们是奔着你这个医院去的，你是全国知名的医院，我们就是想在你这医院里看病，我们就是要看好，你能给我们看好就看好，看不好你给我们说出所以然来。”王宝洺的姐姐王劝就这样对记者说。 　　但缺失道德基础的技术信任，将病情好坏成为衡量医生治疗行为的主要标准。陈志华对本刊记者说：“医患关系的一个特点是知识不对等，我在华西医科大学读了9年，但遇到一些专业病例，连病历都看不懂。”普通患者更无法真正理解医生的行为，当治疗结果不理想时，一些世俗的行规和医生的态度，更可能是他们的观察角度。万永庆告诉本刊记者，王宝洺上世纪90年代曾在和平里医院的工会和病案室工作，自认为了解医院的潜规则。手术前，他曾经准备了1万元的红包，但恰逢徐文出差，又遭中间人的劝阻，红包没送出去。这成为王宝洺和朋友们认为徐文后来态度冷淡，甚至敷衍行医的一个原因。“红包没送出去，坏了规矩。”万永庆对本刊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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