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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60年:在蒙昧与尴尬中摸索

http://www.CRNTT.com   2011-08-31 12:13:10  


 
1978-1989 春风解冻

  告别30年的蒙昧时期后,80年代最初那几年,每一次身体化的凸显,都能引来轩然大波。

   1979年,《大众电影》用法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中一张男女主角的接吻照片作封底,引起轩然大波,一位读者来信愤怒质问:“他们在干什么?”一场全国性的大争论由此爆发。次年的《庐山恋》,让人们知道了该如何接吻。而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也冲击着人们的视线,引发了价值观的震荡。

  在80年代初,“流氓”这个词很大程度指代着自由化的倾向,如穿紧身喇叭裤、运动戴蛤蟆镜。到了1983年,全面启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那时候,晚上两个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警察的盘问。这一年,艺人迟志强因男女私自聚会,获流氓罪入狱后来,他的《铁窗泪》在90代风靡一时,感染着不明真相的下一代。

  与此同时,被中断的性教育也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1980年第1期的《科学画报》刊登了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医生的《新婚性卫生》一文,江西胡廷溢医生编着的《性知识漫谈》出版。同一年,王文彬等编着的《性的知识》再版,发行总数达560万册,盗版更是无数。这些专家以讲座的形式进入学校,零散地对学生进行性教育。

  在80年代初期的社会氛围中,有两件事为性知识理直气壮地传播提供了定心丸:新《婚姻法》的颁布和独生子女政策。邓明昱认为,前者公民离婚自由的权利,感情(包括性和谐)因素被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后者使避孕和流产在中国合法化,并冲击了性的“唯生殖论”以及传统性道德,性的目的也随之从生儿育女过渡到“性的快乐主义”,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重要标准。

  潘绥铭认为,政策性的需要客观上推进了性观念和性教育的进步,计划生育宣传手册的性知识,成了青少年获取教育的重要渠道。

  在学校里,中断的青春期教育又回归正轨。1979年底,教育部、卫生部联合印发的《中小学卫生工作的暂行规定》中,第一次以政府形式提出,“要加强青春期卫生教育。”次年,高中开设了《人口教育》课程。

  成长于“文革”末期的李瑞香,在冷清的城市里没有接触过任何性知识,直到1981年上了大学,才真正接触到“性”、“性病”这样的字眼。那时在宿舍里,晚上熄灯后,来自农村的女生们开始讲村里男女的事情,流产、扒灰……一些词语李瑞香怎么也听不明白,同学们就一阵哄笑,说“城里人懂得真少……”《少女之心》这时也传播到大学来了,李瑞香和她的同学们战战兢兢地传阅着“那是严格意义上的黄书,不能被发现的,不然毕业时就把你分配到偏远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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