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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永怀经国先生

http://www.CRNTT.com   2009-04-12 08:11:32

除了戚烈拉将军之外，也有其他的官员以同样的理由──戒严背黑锅，向经国先生建议解严。当时驻美代表钱复先生，就是其中关键的一位。钱代表当年3月底回国以中央委员身分出席三中全会之前，经国先生曾先召见。钱代表即建议经国先生解严，当时经国先生还在考虑。会后4月2日，再度约见钱代表，再听了一遍必须解严的理由，他终于有了不同的看法。当年9月中，经国先生的三公子蒋孝勇先生奉命电告钱代表安排适当场合宣布解严，钱代表立即遵办。 　　民国75年（1986）10月7日下午4时，经国先生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发行人葛兰姆（Katherine Graham）女士及其友刊《新闻周刊》（Newsweek） 的记者，“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陪见。那是一个历史性的会面。经国先生沈稳地告诉外宾：“我们准备在制定“国家”安全法后，解除戒严，开放组党。”负责传译的我，一字一句审慎地翻成英文，我自己整个人感觉犹如遭电流通过般的震撼，我告诉自己：“我们正在改写台湾历史。”解严在当时虽已在研究中，并不完全意外，但是解严毕竟是历史性的大事，当天宣布，还是造成极大震撼。而选在这个场合对国际大媒体宣布，让全世界都能知道，时机对象都挑得非常合适。9个月之后，民国76年（1987）7月15日，“总统”公布施行““国家”安全法”，同时正式解除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台湾脱离非常时期，回归宪政常态，终于迈出了一大步！为了纪念这段珍贵的历史访谈，我在台北市长任内的办公室，以及现在“总统”办公室外的会客室，都摆放当时见证这段历史的照片。 　　经国先生宣布解严后，各机关忙着制定““国家”安全法”。有一天“新闻局长”张京育先生来问我，“到底将来管制的尺度如何拿捏？”几天后经国先生接见完外宾后问我：“有什么事吗？”我就向他报告，“新闻局”在讨论这个问题，希望能请示一下。经国先生说：“既然要解严，当然就是越来越宽，不能越来越严，我们绝对不能换汤不换药！”我就赶快告诉张局长，他听了很高兴。后来也印证了经国先生的谈话并非随兴所至。他说过“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那一次我很感动，因为他态度坚定，语气诚恳，一听就知道是真的要走向自由民主的大道，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二、法统疑义 “国会”改革 　　解严之后，紧接着就是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国民大会代表与“立法委员”）的新陈代谢问题，也就是““国会”改革”。对于“国会”改选，当时若干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并不赞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代表“中华民国”的法统，如果改选，“国家”就会失去法统。 　　民国76年（1987）7月初，李焕先生接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当时他要我负责规划“充实中央民意代表机构方案”的幕僚作业，那时只是规划推动资深中央民代的自愿退职，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其实这个案子中央党部早有承办单位，但是李秘书长仍然坚持要我接下来，我冒着“踩线”的风险遵办，一方面是长官命令，不便违抗；一方面也是从大学时代开始，就关心这个议题，义不容辞。 　　那年10月，经国先生健康已经大不如前，出席国庆大会都要坐轮椅。11月间，他两度找我去大直的七海寓所，直接到他的卧房跟他谈话。那段时间，我去过七海寓所几次，都是为了外宾访问，在客厅担任传译。这次却不是去作传译工作。这也是我第一次进入他的卧房，房中摆设家具之素朴，到了简陋的程度，令人惊讶。这也是第一次看到他躺在床上，他健康的恶化，又让我忧虑，更是第一次他躺着跟我说话，使我意识到事态不寻常。他问我：“中央民意代表的案子规划得怎么样？”。我向他报告：大致顺利，但有人提议增设“大陆代表”，以代表我国的大陆地区，引起争议。经国先生当时问我：“英九，去查查看民国38年政府迁台的时候，有没有宣布我们在这里还是代表全中国？”我当场就说：“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但我去查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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