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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共克时艰　民意不可违

http://www.CRNTT.com   2009-03-01 11:02:56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60年历史的执政党，面对当前困难的国际国内形势，这样沉重的责任感、使命感可以理解，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本来我国投资比重畸高，消费比重畸低，对外依存度畸高也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病症。在这种弊端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下，财富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里，今天应对危机依然以增加本来就畸高的投资来刺激经济，这就难免让人担忧：这场投资虽然能收取保增长、缓解就业压力的短期效益，但是会不会带来我国经济结构更加畸形、产能更加过剩的结果呢？  　　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文章说：“今天中国拥有了像样的基础设施、令人称赞的建筑和过大的工业基础。所缺的是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足够的个人消费。要扭转这种局面，中国需要加强其人民对未来的经济安全感，使个人收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相应地提高。”  　　目前关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者和媒体，都对这样一个现象表示深深的疑虑，这就是广义的“国进民退”现象。改革之初，邓小平等人深感几十年极“左”政治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在经济和社会（包括思想文化）两方面大胆放开严格管制，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摆脱人民公社体制的束缚；允许城镇居民自谋职业、第二职业，推行国有和集体企业承包制，发展非公经济；鼓励港资、台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允许中国公民为非境内资本企业打工。整个80年代改革，中国社会财富的涌流和物质的繁华，以民富为本，以“民富”实现“国强”。以八九十年代之交为拐点，在经济上出现了让“不法”个体户“倾家荡产”的政策宣示，在社会管理上“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取代了“再也不能发生文革”的忧思。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在保护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下，经济政策向国有企业大幅度倾斜，非公经济虽在继续发展，但得到更多发展机会的不再是像80年代年广九那样的平民百姓，而是有着浓厚官场背景、擅长官商勾兑的企业管理者。  　　为了进一步看清这个问题，我想摘录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在一篇文章中引述的两组数据：据清华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发现，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此后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  　　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的研究指出：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从90年代初以后，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到了2007年，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1/4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倍。  　　这些数据揭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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